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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28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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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2来自： 天津市 电信
http://www.enorth.com.cn 2004-12-27 22:35
2004年3月21日，清晨6点，习惯熬夜做研究的田松博士尚在熟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惊醒，拿起电话，传来了一个兴奋异常的声音：“田博士，我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现。”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在开玩笑，没怎么在意。
听着听着，几声鸡叫从电话那头隐隐约约传来，电话是从农村打过来的。原本睡意蒙眬的他一下清醒意识到，昨晚自己在央视《时空连线》节目中有关民间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讨论，引起了反响，又一个民间科学家找上门来了。
民间科学家来自各种不同的职业，他们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
类似的情形在研究科学哲学的田松博士的生活中并不少见，“民间科学家”是在媒体上频频现身的一类人，他们的职业千差万别，工人、农民、干部、教师等等，大都只有初高中学历，常常声称解决了著名的科学难题。他们不停地将自己思考研究的成果送到各个高校、科研机构或报刊杂志，希望得到认可并且能够发表。其中的多数人为“科学”奉献了全部，依靠父母和妻子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每年寄送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自称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都有几麻袋。据初步统计，仅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已经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研究者就有几十人。他们为了理想矢志不渝，无论遇到多少冷遇和白眼都不退缩，其行为带着某种悲剧般的英雄主义色彩。
他们常常抱怨，主流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甚至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就加以否定。但科学家们一旦和他们接触又发现没有办法和他们进行沟通，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中，根本弄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田松博士对这一群体深入研究后发现，“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
“民科”们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很难被说服，常把自己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
一位民间科学家在一篇油印的论文中如此写道：“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所以光不是电磁波。”
这个结论不但推导过程让人忍俊，而且连一个基本常识都搞错了，“光是电磁波”这个结论并不是爱因斯坦得出来的。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对诸多民间科学家的学术论文详细研究后，田松博士发现，他们的论文往往具有共同的特点。
比如，“新名词极多，并且这些新名词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没有多少关系；思考问题逻辑混乱，常常不知所云；常常把一个不大的结论夸张成天大的好事；常常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等等”。
他还注意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民间科学家没有年轻人，绝大多数民间科学家们出生在1970年以前，他们的性格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会忽视对其不利的言论，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几乎是不能被说服的”；在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不能被主流科研人员接受，或被否定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迫害妄想，比如他们常常自比布鲁诺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
长期的观察研究让田松博士意识到，分析到这个群体的科学研究，并不是科学上的对错那样简单，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的反映。如同文学青年群体的出现、壮大、没落、势微折射时代变迁一样，民间科学家们的出现也是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缩影。
民间科学家坚持在“沙滩上盖楼”背后有怎样的精神动力？他们为何偏爱世界难题？
民间科学家们数十年如一日，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执着地追求理想。他们的苦行和牺牲精神从何而来？田松认为，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时代带给他们这样的观念。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并且应该牺牲的。反过来，苦行与牺牲的决心与程度，又成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纯粹的标志。”
“当理想遥遥无期，苦行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为其依然拥有理想、拥有崇高精神的证明。这使他们能够在生存艰难的状态下，保持着强烈的精神优越感。”
民间科学家们选择世界顶尖难题作为破解的对象，更是与那个时代大众对科学研究的某些错误认识有关。
田松博士认为，改革开放后，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公众对科学的热情日益升温，可是对于科学活动却缺乏基本的了解。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方式来完成。
很多民间科学家就是在“看过徐迟的报告文学，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决心为国增光，不顾自己只有初中毕业，也要去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问题在数学上具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关心。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
重大发现常被描述为“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的结果，这给“民科”们绝对的自信。
很多民间科学家明知道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始终相信自己可以破解世纪谜题，这种自信并非来自一种简单盲目的狂妄，而是和媒介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误读，并错误地倡导有关。
田松博士对传媒对科学研究的描述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有很多重大科学发现被描述成科学天才灵机一动的产物。比较著名的有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浴缸等。与此相对是“铁杵成针”一类故事，似乎只要持之以恒就能获得成功，常说的是“六六六”，说发明人经过了665次失败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他认为，前一类故事把复杂的科学发现过分简化为灵感与机遇。后一类故事忽视科学研究深层在先的理念，使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这些“因其符合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这类故事不断产生，不断流传，已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
民间科学家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找到了价值观上的肯定，加之“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合理性,这样让“民间科学爱好者一面年复一年地打磨铁杵，一面期待灵光降临”。
田松，1965年生，哲学(科学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传播等。著有《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等著作。（文/董毅然）
稿源： 北京科技报
附图：田松博士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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