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与周书先商榷公历的改革

与周书先商榷公历的改革
历改委西电
   华夏历法研究会会长周书先很早参加本会，先后寄来了改历方案数十稿，既有公历的改革方案，还有夏历的改革方案，已在本会书刊中陆续刊载，促进了历法改革方案的研讨。周先生注意搜集资料加强自己的方案，表明了精益求精的精神，然而似乎没有抓住改历的重点问题，一直未能系统地提出评价历改方案的指标，致使方案一再易稿变化。笔者与曾一平教授则早就明确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指明了公历的主要缺点是年不正、季不明、日期与星期无固定对应关系、年历表和月历表种类数多等等。我们的主旨改历思想是弘扬我国的24节气历科学思想，消除外来历法（格里历）和传统历法（夏历）中的糟粕。而周先生的改历方案则强调要与欧美国家接轨和维护我国的传统文化习惯，因而在今年历法改革与维护传统的碰撞中未发一言，事后还跟风评议什么“去中国化”，作为早期参加本会的研历骨干，协联研历已有8年之久，寄赠的书刊从未缺少一份，怎么竟然会是如此的呢？值得周先生加以深思研讨。
   下仅简要谈谈周先生近日提出的两个公历改革方案（万年永久历）：一为公历岁首不变，二为公历岁首改为冬至。两案是由其前提方案“128年周期历”（参见本会推荐给乌克兰研历会议的三个方案之一，载于《历改信息》第10期）改变而来。文中突出了置闰规则“128年31闰”（笔者早期曾采用，后来认为不如“3300年减闰”简便，同意曾教授的建议，可以单列另议），而对公历的岁首不正却未曾提及，而笔者的“新四季历方案”和曾教授的“自然世界历方案”则指明了“公历缺乏天文意义，且使历法季节与自然季节不符，月日数据不能确切反映季节特征”，因而需要将岁首改定于我国传统节气历的立春日众数日期上（公历2月4日）。这种24节气的天文历是普遍适用的，只是南北半球节气次序相差半年，纬度偏离温带后季节概念稍差而已。
   周先生在“128年周期历”中，平年年历表种类数为6种（“新四季历方案”中仅3种，在曾、章的科学历方案中仅1种），而在周先生的永久历中，平年年历表种类数反而增至9种，致使公历的又一个主要缺点（日期与星期无固定关系）仍然存在，因此还不如上世纪大多世人赞同的“四季历方案”。
   周先生的第二个“永久历”的岁首定在冬至，这算是在方案中有中国味了。文中引述了笔者对24节气的百年统计，引用了曾教授的连大月方案，但又再次搬出了周先生的西方十二宫统计表。需要说明，笔者统计百年的24节气，最初是1993年研制千年旋历所需，后来为了宣传历法改革研究，1995年编著《智寿历卡（1900-3099）》，提出新历方案是将岁首移至公历2月1日，以使月日数据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节气进程，因而列表统计出公历和新历的百年24节气日期。曾教授建议改以近似立春日（公历2 月4日）为岁首，提出多种方案的自然世界历，我积极赞同其中的五日周独大月方案，经过多年与他频繁的网络研讨，我又统计了21世纪科学历的24节气日期，试排了多年的科学历年历表，发现独大月安排在6月比5月为好，可以减小近似节气日期的误差，从而获得近似节气日期的估计口诀。所以，曾教授的“自然中华历”与历改委的“中华科学历”的历表相同，仅估计口诀略有差异。
周先生特别感兴趣于“西方十二宫”，我则从未切磋表示赞赏，编入书刊只是作为介绍，也未见有研历同仁赞同。“十二宫”是西方古代的历法思想，在中国古代则有28宿，但它早已被传统的24节气科学思想所代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而今必须观星计日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代有谁仍然是在作观星计日呢？
   曾教授提出的连大月方案也比较好，优点是各月的日数差别最小，有多位研历同仁表示赞赏，因此值得大家深入研讨。评比历法方案的优劣，不能仅从这一点来作决定，而需作全面的评比才行。每年余下的5天（或6天）主要有三种处理方法：一为集中置于岁末（例如法兰西共和历），但会增大节气的误差；二为集中置于夏末，可以符合夏季日长而冬季日短；三为分散置于夏季及其前后，可使季度和半年的日数比较均匀，然而却破坏了五日周优点，历法的简明性受到损害。周先生认为自己的连大月方案与曾、章的6月独大方案相比，近似节气日期的准确度更高，然而提出的比较表一再有错，又未说明究竟是哪一年的对比，而曾教授已有2005年的对比数据，曾、章的方案是早已有百年统计为证的。因此要作两种方案的对比评议，需请周先生提出某年的年历表（注有节气日期），最好是有准确的百年统计和节气的估计口诀。
至于岁首定在冬至，这是周先生与众多研历者的主要观点不同，但却至今没有阐明其根据有哪些？我认为冬至是校验历法的一种较好的历元，然而把它作为岁首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与传统的春夏秋冬划分四季和年度存在明显的矛盾。周先生喜欢搬出外国辞书为证，近日又摘载我国高中地理书中的分季概念为证，说“为了使季节划分与气候相结合，现在北温带许多国家一般把3、4、5三个月划为春季，6、7、8三个月划为夏季，9、10、11月划为秋季，12、1、2月划为冬季。”其实，这正说明这种季节划分不科学，与我国以四立为季首、以春首为年始的传统天文概念矛盾。周先生最初不提公历岁首的改革，后又提出岁首改为冬至，取这个靠近圣诞节的日期作为岁首，明显是想以求能够与西方接轨。但我认为这种接轨的方向就不正确！（2005-07-22）


K-6与周书先先生切磋“农历”更名等问题
K-6与周书先先生切磋“农历”更名等问题
陕西省老科协历改委  章潜五

   周先生在贴文中说：蔡研和我明确主张恢复夏历为正式名称，您的一些文中也有这个意思，但不明确，致使向广大媒体宣传“农历应科学更名”时，受朋友的“中历、华历”主张而犹豫不决，酿成现在许多刊头仅有干支而无历名，不伦不类，成为半拉子工程。在这里，似乎周先生认为只要您写出短文“宜尽早给传统历正名”在《历改信息》上载出了，所有报纸就会立即响应，问题真会是这么简单吗？而为何未能如此呢？周先生指责是我由于撰文不明确（何文？），受朋友的“中历、华历”主张而犹豫不决（不知这朋友是谁？“犹豫不决”的根据何在？），酿成现在许多刊头仅有干支而无历名，不伦不类，成为半拉子工程。这就更反映出看问题的主观性了。
   首先，十年来的研历进展，最大的就是“农历”科学更名，许多报纸响应历改委的呼吁，已在报头中删除了“农历”两字，多次的调查统计表明，只有不多的一些报纸报头仍然未改，您把这种形势称为“半拉子工程”合适吗？回顾历程，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有：1、一开始就花了大力搜寻诸多先贤的论述，随之多年来一再坚持宣传十位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述。2、查证了《人民日报》的报头称呼旧历的变化，发出了“农历”科学更名的呼吁信，获得《解放军报》和《西安日报》等报的积极响应；3、我找当地报社和协联外地报社争取支持，曾教授原在的太原科技大学老科协吴林副秘书长多次找当地报社争取支持；4、多次调查统计报纸报头的旧历名称变化，90高龄的金老和香港非典时期的徐士章先生都参加调研统计。你较早写有一篇文章，这是值得赞赏的，然而除此之外做了哪些有效的工作呢？您们华夏历法研究会在这项建议方面有何效果？在您看来，蔡堇是与您观点一致的，而认为他与我是观点不同的，这又是一种主观猜测，我们几位骨干是经常碰头研究的，尤其是我与蔡堇，几乎是1-2周就研究一个下午，文稿都是两人共同拟写的，可以说是完全的志同道合，您与他有过什么接触？连万分之一也不到，这样能有正确的认识吗？您知道为什么近期又有多个省市大报删除称呼“农历”吗？是您的宣传效果？还是我对于仍称“农历”的大报又一一再寄呼吁书？不了解全盘情况应该慎作评论，应该多做点实事为好。
   关于节气日期的统计问题，感谢已把您的统计寄来了，但希望不仅列出众数日期和次数，最好能有其它日期的次数统计，以便大家参考研究。至于您特别感兴趣于西方十二宫与我国24节气的吻合，您可以写专文详细论证在网上宣传，若有网友赞同后请告诉一声。但我不赞成非要把我也牵连进去，使人误解我是与您的十二宫观点一致的，是多信“切磋”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请您撰文时注意言词的严密性，再如陈文涛的改历方案，我是在全文转载时在作者简介中说明了提案的经过（历法改革研究资料汇编第59页），您对照您的贴文中是怎么说的，把您的所知和观点与我的简介合在一起，说是我写信告诉您的，这样措辞合理吗？会不产生误解吗？
   您发来的附件“永久历”已收悉，在此需要再次提醒您，我们的会刊《历改信息》是主要用骨干的退休金支持的，不可能再三地登载重复内容，研历同仁都有以往的资料。有关岁首是立春或冬至？置闰规则待定或必须确定？独大月或连大月？（当前我无时间再细谈我的观点）早已列入议题在新期《历改信息》公布，您可以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阐明观点展开争鸣，而不是重新提出方案而再重新讨论。在我们的书刊中，您的文稿数量是仅少于曾教授的，曾教授及他校老科协和许多研历同仁早已资助办刊，而资助名单中还没有您们研究会的名字，希望您能理解筹款之难，删除重复，突出观点，明确指标，慎用语句，使文稿符合要求。会刊与网坛对文稿的要求是不同的！（2005-08-01）

K-9谈论周书先先生的研历思想和方法
陕西省老科协历法改革专业委员会  章潜五

   周书先先生是最早参加我们历法改革研究会的外省同仁，我负责中外协联研历，虽然未曾与他见面，但有多年的频繁书信，前期更有密切的研历，他曾把“128年周期历”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又把它推荐参加乌克兰国际研历会，他对于早期的历改研究作有贡献。此外，他很早就支持“农历”科学更名，先后撰文都已载刊《历改信息》。他还提出夏历的改革方案《阴阳规范历》，我认为置闰月法早已陈旧，沿着走此老路难于有成，但他接续已逝的陈文涛作研究，我赞赏陈先生多年研究永久日历的拼搏精神，对于周先生的研历精神也应支持，因此他的繁琐方案一再已载本会的文集。
   后来周先生埋头研制日昝 ，获得了专利，多次希望载刊宣传推销，我赞赏其研制的才能，但不同意载刊，因为会刊是骨干和许多研历同仁用退休金资助的，它代表了研历同仁的心力奉献而不是个人谋利。在百多人次的资助名单中无周先生的名字，而即使有了资助也不宜载刊，因为会刊不宜登载广告。周先生寄来的历改方案最多，稍有改动即又一稿，而且每篇还有第几稿、通信地址和参考书等，我在汇编时按照原则作了删节，其载刊数量仅少于曾一平教授。对于办刊的经费困难，我曾一再写信说明情况，希望给予理解。周先生多次来信要求金老帮他查找外文资料，还多次寄来英文文稿请求审阅修改，当时年近九旬的金老奔波查找，蔡堇老先生费力修改译文，我是联系人则传来传去，为同仁服务是我们的本份，然而这种要求太多也不好啊！
   提出新历方案的各地民间研历者已约20人，当前国内研究历法改革的基地主要有三：西电科大，太原科大，四川华夏研历会。前有河南万氏研历会，近增上海研历组织（书法大师王谐教授组织101位老科协会员签名建议）。西电科大几位年逾古稀的教授，担负筹款编印书刊赠阅，多次提案改历，协联中外同仁，汇总提出中华科学历方案。曾一平教授多年领头研历，成立该校老科协后任会长，提出了自然历法方案，著有系统和逻辑的历法改革理论，受到许多同仁的赞赏。四川研历会会长周书先早期作有贡献，近又提出多个永久历方案，然而参研撰文者却变少了，方案至今仍在变化不定，是何原因致此？值得周先生深思。在此，我冒昧地谈点看法供参：认为主因是历改研究的主导思想不明确，至今未见提出系统的评价方案指标，现有文章《 “定气法”是二十四节气的精髓——再跟章教授曾教授切磋历法修订原则》，然而此文大半是摘引他人的观点，周先生自己的改历观点明确了几条呢？难道定气法是历法改革的主要问题？章、曾早就明确了研历的指导思想，认为改历的首要问题是岁首选定，明确了公历岁首应该改在立春，而周先生呢？早期是不改公历岁首。进而提出两种岁首方案：不改岁首和冬至岁首。近与曾、章辩论后，又改为三种岁首方案：冬至为岁首（与圣诞节仅差3天），小寒岁首（与公历岁首仅差4天），立春岁首（近日才首次提出），如此多不同岁首的方案，怎能符合此文最后的综述：（已）使元旦定点——年正？
   研究历法改革应该实事求是。周先生喜欢引证他人的成果来加强自己的方案，只要正确引用原意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周先生的引证常会引起误解，例如引用曾教授的“连大月方案”和我的24节气日期众数统计。好象连大月方案思想是他与曾教授一起提出的，我作24节气日期众数统计是与他共同搞的，而且是为了验证西方十二宫与中国24节气的吻合，甚至还说曾经“数次通信交流切磋”。曾教授提出连大月方案是1998年，而周借用它提出季月均匀方案是2005年 ，多年前甘肃侯庚先生和今年山东刘衍书先生都借用此连大月方案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都未发生误解问题。1993年我作1901-2100年的节气分布统计，是为了“贺卡千年旋历”需要附有节气表。1995年统计21世纪百年节气分布是为了新历方案的岁首选定于公历2月1日，以求新历岁首能与旧历春节的移动中心靠近，消除“每年两个年节，每人年增两岁”之惑。2003年公布21世纪24节气分布表，是因与曾教授共同编排新历的短期年历表，需要有节气日期的估计口诀，这有当时的日夜电子邮件为证，那时周先生还在专心搞日昝推销，互相会有时间频繁写信吗？何况我怎会赞赏西方十二宫而共同研讨它？书刊载出怎能理解成是“赞赏”呢？这能有信文证据吗？
   周先生在近日的此文中仍在说：“章老首创以21世纪各年同名节气的众数日期为准，完全可以满足农业、医学保健和一般人的需要；笔者发现由于公历1900年减闰后，200年后才再减闰，128年就会比回归年长1天，故节气日期逐渐趋前，先后寄去取2001-2028（章注：前文说是1901-2028）年和2001-2100（前文说是1901-2100）年两种同名节气的众数日期为准的方案，1997年2月和7月，章老放弃原先节气趋前的取法，大家都用2001-2100（前文说是1901-2100）年为准，赞成二十四节气跟公历日期挂钩，从农历日期中分离出来，普及到公历中去，推广到全世界。”
在此，周先生又有新的说法，说我放弃200年统计而只取21世纪百年统计是由于周先生的功劳，实在令人可笑。根据有：（1）当时要排21世纪的历表，只需有21世纪的节气公布，为何非要采用其前的百年数据呢？（2）要能发现节气日期的逐渐趋前现象，需作百年和200年的统计后作比较才行，周先生说给我寄来了两种改历方案，但我至今未曾见到这两种时段的节气日期分布表（注意：分布表与众数表是不同的），怎么会受周的“启迪”而放弃原先节气趋前的取法？更何来因此“大家都用1901-2100年为准？”这种说法有何事实根据？（3）对于节气日期逐渐趋前的现象，我是1995年作了两种时段的统计就发现的，当时并未深究其原因，但已知晋代虞喜最先发现岁差现象。在1998年编印的《历法改革研究文集》中，绝大多数同仁在方案中提出以立春或立春前后几日为岁首，只有曾教授明确以2月4日为岁首，苏佩颜教授更指出“春分点西移造成岁差现象，节气日期会逐年变化。”而周先生的方案对于岁首则是“未计及”（即仍同公历），怎么会是昔日末名而今却突然变成首位呢？
 在历法改革这项复杂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出现观点的严重分歧并不奇怪，因为有多少人熟悉天文历法的基本知识？报刊和网站等媒介详知中国历法改革史的比例有多大？其中能有几人知道世界改历运动的情况？今春在某主流网站评论员郭松民的《春节图腾论》哗众下，许多年青网友贴文进行网骂，我代表历改委说明本会两项改历建议的根据，曾教授和参研不久的战友曹培亨也撰文反驳，许多研历同仁来信鼓励，不少外地志士填表入会。而奇怪的是周书先先生却一直“坐山观虎斗”，进而在历法改革与传统节日的碰撞冷却之际，看见网上有消息说“端午中秋清明等节日有望明年进入法定假日立法程序”，这时周先生才一改常态而来劲了。5月7日把它转贴于强国社区，5月21日更在强国社区贴文“改夏历春节到立春 = 否定农历＝去中国化”，并且在“中华农历网”和“中国春节网”上反复贴文宣传他新近提出的几个“永久历”方案，标榜他的这种季月均匀的方案，质问曾教授提出的“独大月方案”，同时来信指责历改委不听他的劝告。这对于不知情的网友，可能会认为周先生不愧为先知先觉，真可谓是突出的爱国主义的研历专家。然而“美梦”只是暂时的，迎来的是中华农历网首页载出本会文章《实践“三个代表” 创新历法文明》，曾教授一再指出他的方案错误百出，我据证指出从未赞赏他的西方十二宫思想。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看来还是需要老老实实做人才是！
历法改革研究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此研历者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而首先需要重视自己的思想修养！在此谈论周书先先生的历改研究言行，旨求能与同仁们共勉。（2005-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