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理性的彷徨——介入“超科学”的著名科学家

　　广义地理解，超科学（parascience，英国出版的《科学传播手册》中就正式用过这样词汇，当年科学学家赵红州先生似乎用过superscience）也可算作科学之一种，虽然许多人反对这种看法。从社会学的角度，特别是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角度看，把超科学视为一种科学探索行为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把事后看来正确的东西才称为科学，而把历史上错误的努力都排除在科学活动之外；另外严格的科学规范在科学界从来也没有实施过，若按严格的标准，科学界许多东西都将被排除在外，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前沿性探索。科学是可错的，科学并不等同于真理、正确。另一方面，科学事业与科学家个人的信仰和努力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事情，科学有超出个别科学家信仰、主张的抽象的精神气质，科学知识也有超出科学家个性的普遍性、一般性，这也就是常说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非意识形态性。科学是由相对稳固的内核和多层松散的保护带构成的复杂知识体系，可检验性是其根本特性，但可检验的程度差别极大。　　那么所说的“超科学”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把它直接说成伪科学？“超科学”是指不被主流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所谓科学研究，其参与者、支持者却声称它们是同样正规与合法的科学探索，非但如此，它们显得更为重要，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比一般的科学更科学，是更高意义上的科学。虽然超科学领域时常发生作假事件，任意放松科学标准，违背公认的科学行为准则，人们也经常把他们的工作直接称为“伪科学”，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伪科学是一个过重的用词，尤其在汉语中。称某某为伪科学，一定意义上等于把它与科学彻底划界了，把它排除在科学活动之外，而且有道德上的强烈贬义，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就不太合适。从宽容的角度看，称某某为超科学显得更中性一些。超科学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也许与正规科学更近一些，有时与地道的迷信和伪科学更近一些。　　历史上，介入这种超科学的人物有许多，其中大科学家也不少。这些大科学家原来从事正规的科学研究并做出过重大成就，但后来都不同程度介入超科学。本文列举若干人物，供人们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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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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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尔（Robert Hare, 1781-1858），生于美国宾州。1819-1857年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化学教授，为美国早期化学做出过重要贡献。发明了氢氧吹管、一种电炉和爆燃器等，对盐类有研究。“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欧洲的那些伟大化学家相提并论的地道的美国人才之一。”（阿西莫夫语，转引自海曼，114页）　　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说转向灵学研究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华莱士，只是就英国而言的，如果算上美国，第一个大科学家应当是化学家黑尔。　　黑尔72岁时转向灵学研究，1855年（74岁）出版著作《论证神灵及其显灵的实验：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神灵世界论，兼论圣经对基督徒品德的影响》(Robert Hare (1855),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pirit manifestations, New York: Partridge & Brittan.)。这是一部混杂着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希奇古怪的著作，黑尔讲述了他如何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去研究唯灵论，却最终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信仰者。他不仅描述别的神媒，也声称自己就是神媒，声称能从富兰克林、华盛顿甚至耶稣基督那里获得神喻。当时科学界同行根本不相信他并且很气愤，但唯灵论者却欣喜若狂，“因为黑尔是支持他们事业的第一位大科学家”（海曼，114页）。“尽管黑尔颇有声望，他的科学界同行仍把他转向唯灵论的行为看作是老糊涂了。”

　　　　　　　　二、华莱士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与达尔文（1809-1882）一同创立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的著名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生爱好广泛、博学多才。青年时代到南美考察4年， 1853年出版《亚马逊与里约尼格罗游记》（Travels on the Amazonand Rio Negro），第二年又到马六甲和新几内亚一带考察8年。1858年给达尔文写信，提出自然选择理论，希望达尔文将论文转呈赖尔（Sir Charles Lyell，1797-1875）。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华莱士与达尔文一生保持着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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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莱士42岁（1865年）时开始研究灵学，但早在21时就对催眠术和颅相学发生过兴趣。西肯塔基大学(WKU)的史密斯（Charles H. Smith）在网上维护了大量有关华莱士的文献，他本人对华莱士亦有专门研究。本文有关材料取自他的网页。　　1862年，华莱士从国外回来，读了一些灵学著作，“开始时我像其他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欺诈、骗术和愚昧。我遇见了许多智力和精神健全的人。他们使我确信他们经历了奇妙的事情。”（华莱士，1898年的访谈）“那时，马歇尔夫人（Mrs. Mary Marshall）是伦敦一个出色的灵媒，经过仔细考察，我开始确信与她有关的现象是完全真实的。但我对此又进行了3年深入研究，才满意地认为那些现象是由神灵产生的。”（同上）当问到他是否像灵媒马塞（Mr. Gerald Massey）一样能够与灵魂世界交流时，华莱士说：“不，马塞先生是灵媒。我则不是。”　　1875年他出版《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On Miracles and ModernSpiritualism）。书中说他从1844年开始实验研究，当时听到催眠师斯宾塞·霍尔（Spencer T. Hall，1812-1885）关于梅斯默催眠术的讲演，就在他的学生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梅斯默（Franz Friedrich Anton Mesmer，1734-1815）是瑞士医生兼动物催眠师。早年修习神学， 1759年赴维也纳学法学，后转学医学。1776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维也纳开业。他倡导动物磁力学说，1766年著《论磁石疗法》。1778年鼓吹动物磁力说，遭到科学界拒绝。1778年移居法国，仍不为科学界所容。但法国王后及信徒却支持他，并捐款在巴黎成立磁力学会。他在巴黎推行“盆槽”疗法：病人在暗室内环坐盆槽周围，盆内盛化学药品或者铁屑等物，他身穿紫袍，手执魔棒，以手触摸病人。（张慰丰，《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光盘版）受术者出现种种感应现象，他说是动物磁力作用的结果。1784年法王路易十六任命包括富兰克林、拉瓦锡在内的9人委员会调查此术， 未能证明有任何磁力流存在。科学界人士群起反对梅斯默，斥之为骗子。但愿意接受他治疗的病人有增无减。（张慰丰）法国大革命时他逃离巴黎，混迹于伦敦、维也纳等地。1803年他移居瑞士开业。现代医学已经明了，他所谓的治疗是一种暗示疗法。如今梅斯默术与催眠术作为同义词用。气功治疗基本上是一种与此类似的催眠疗法，治疗的前提是病人要相信，以达到一种暗示效应。　　华莱士对灵学、颅相学的热心使他一再自欺，他并不是探究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使所有的现象重现出来。“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而且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恩格斯，37页）　　到了1865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他加入了神媒团体。他不但要求人们相信许多貌似神奇的现象，还要求人们相信已经被揭露出来造假的把戏，以及古老历史上的一些传说的神灵故事。　　华莱士与达尔文都是自然学者（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是一个持自然因果论和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家，而华莱士有所不同，他相信超自然事物，他同意生物进化的现象，但认为人类的智慧是藉着超自然的力量才得以进化的。（里查德·米尔纳, Richard Milner，第169页）　　“华莱士在自然选择论研究昆虫的颜色及鸟类的求偶上，甚至比达尔文还严格，但是华莱士在处理对人类智慧进化的问题上，则陷入胶着状态。”（米尔纳，169页）华莱士发现人猿会在实际需要之前就发展出一些器具，这与其他生物的进化很不相同。如早期的人类只需具备像大猩猩一样的智慧就能存活，但他发现土著与文明人拥有一样的智慧。他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的肉体是经过自然选择而定型的，但心智的开发却有赖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　　1864年华莱士出版了一部解释人脑问题的书，达尔文看后给他写信：“你和我的看法相差很大，我觉得关于人类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在人类形成问题上，多余地补充说明（例如超自然力量），……我希望你的做法不会完全扼杀了我们共同的孩子（指自然选择学说）。” （米尔纳，171页）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对于解释复杂的心智是不够的，要附加上超自然因素，这就使他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不是寻找自然的、因果的解释，而是到神灵世界去寻找非自然的解释。他说，关于人类特质的进化论，只有在看不到的心灵世界才能找到解释。华莱士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为了人类而创造的，所有植物和动物的进化都是由一个超自然的智慧所设计好的。1903年他出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列举许多证据，说明地球上先前的进化都是为人类的存在打前站的。　　华莱士对奇迹在科学上的确立和证实显得十分轻率，完全不同于他在正规科学中那样严谨。华莱士1865年7月开始参加降神会。他的姐姐在1866年11月认识了一名叫阿格尼斯·尼科尔（Miss Agnes Nichol）的神媒姑娘（即后来的古比太太Mrs. Samuel Guppy，生年不详，逝世于1917年）。 此人后来成了华莱士十分相信的神媒人物，他对她做了认真研究，古比太太被称为华莱士的protegee（女的被保护人）！ 尼科尔小姐在华莱士家中表演神迹，华莱士都认为是确凿的事实。华莱士向约翰·廷德尔写信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致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他现象对此作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欺骗和幻觉的说法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像我认识的自然界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转引自海曼，116页）　　华莱士写道，1872年3月， 主神媒古比太太跟他的丈夫和小儿子在伦敦的赫德逊家中拍照，而两张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后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身影，优雅地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风味，做着祝福的姿势。而华莱士相信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里面，即某神灵参与了照相（摄影师事先安排一位神灵的模特站在她后面并不费劲，事后加工一下也不费劲）。首先他说自己非常了解古比夫妇，认为他们不会骗人。华莱士对古比夫妇绝对信任。可是，那位摄影师赫德逊有不少劣迹，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人检举。但华莱士仍然说他自己以及他们的那伙人不容易被骗：“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明白的：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恩格斯，38页）事实上，不但摄影师不可信，古比太太也不可信。她的“诚实”可由她的下述说法证明： 1871年6月的一天晚上，她从汉伯里山公园的家中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69号（两地直线距离是3英里）， 并且被放置到69号房子中正在举行的降神会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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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德逊于1872年6月拍的一张灵异照片，不是华莱士看到的那张，但想来风格仿佛　　达尔文从不相信招魂术一套把戏，并主动揭露威廉斯“特异功能”表演的欺骗行为。1876年美国灵媒斯莱德（William Henry Slade，1840-1905）到英国表演，曾为生物学家、哲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学生的生物学家兰克斯特（Edwin Ray Lankester）当场揭露他骗人的把戏。他发现斯莱德表演的石板，在灵媒的问题问完之前就已经写好答案了。在一封给《伦敦时报》的信中，兰克斯特公开指责某些科学家轻易就被欺骗，缺乏实证精神，并批评华莱士将灵学问题纳入科学会议讨论。　　华莱士以证人的身份为斯莱德这样的骗子辩护，他从不相信在这些特异现象的背后会有舞弊、欺诈行为。1876年一个英国魔术师马斯克雷恩（J. N. Maskelyne）将斯莱德送上法庭，斯莱德被判有罪。 法官在审理斯莱德案中在考虑：“这些人是不是假借神力之名，从中作手脚以达到诈骗金钱的目的呢？”最终判决斯莱德必须服刑3个月。但斯莱德上诉成功，被无罪释放。斯莱德回到美国，最后死于一家疗养院。　　在斯莱德案件之后第3年（1879），华莱士经济陷入困境，达尔文试着为他争取政府资助，达尔文写信给约瑟夫·胡克爵士希望他帮助华莱士。但胡克断然拒绝，理由是：“华莱士严重失格，他不只是趋附于心灵说，甚至于故意与委员会的意见相抗衡，在科学会议中容许那些鼓吹异端的论文提出。”（米尔纳，181页）  达尔文还是替华莱士说情，他认为华莱士的信仰还是好过那些在英国泛滥的迷信风气，达尔文所说的迷信指当时制度化的宗教。华莱士毕竟不是传统宗教的支持者，他对心灵宇宙的见解是基于某些研究和个人经验的信仰。达尔文和赫胥黎多方努力为华莱士申请资助，后者更写信给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首相将请愿书呈送维多利亚女王，最后华莱士才得到一笔微薄的补助款，得以继续他的创作。赫胥黎比达尔文更幽默地看待灵学表演，他也未怪罪华莱士表演会上糟糕的观察力。赫胥黎说：“在一个充满了人，纷纷为了见到一些不可思议的景象而骚动的地方观察一些现象，实在比在荒僻的热带雨林中观察困难得多了。一个优秀的博物学家或者化学家可能只是一个差劲的侦探。”（米尔纳，181页）　　由于对自然与超自然的看法不同，达尔文与表弟兼连襟亨斯利·韦奇伍德这对老朋友彼此不合。亨斯利相信科学与宗教能够彻底结合起来，他也相信斯莱德的神迹表演，还劝达尔文去观看。达尔文极其生气，没有去，也告诫家人这种集会是“邪恶而荒谬的行为”。“面对这么多令人惊异的奇迹，或者说是欺骗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这些荒唐事，只能求上帝怜悯我们的无知了。”（米尔纳，176页）后来， 达尔文曾与赫胥黎参加过一个小型的表演会，但他们知道所观察到的现象都是一些粗俗的把戏而已。　　达尔文时代科学家对“特异现象”的态度，对一百多年后的当代社会仍有警示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各路灵媒仍然在社会猖狂活动着，政要、科学家、媒体、法庭、公众等，怎样对待所谓的奇迹？是相信神灵，还是相信自然因果关系？真的有综合了宗教与科学的学问吗？如何将个人信仰与集体的科学理性活动区分开来？　　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有重大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并没有实质上改进人们的信仰，特别是对心智的陈腐观念。这一百多年里，灵媒界的表演也没有本质上的进步，许多仍然是老一套，甚至原封不动照搬，但这丝毫不妨碍越来越多的痴迷者上钩。　　科学常与实证和诚实联系在一起，大科学家对“特异现象”的介入有示范作用。于是人们要关注并解说科学家的此种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公众应当学会正确地看待科学事物，正确地认识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与整个科学事业的关系。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成为灵学家或教士，与科学家成为流氓或盗贼一样平常，到头来，科学是科学灵学是灵学，泾渭依然分明。

　　　　　　　　　三、克鲁克斯

克鲁克斯（Sir William Crookes,1832-1919）是著名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和化学卷都收有“克鲁克斯”条目。他是化学元素铊（第81号Tl）的发现者和辐射计的发明者，他还发明了一种克鲁克斯管，这使得日光灯成为可能，他还发现和研究辐射效应等， 为后来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提供了基本实验条件。因对化学和物理学作出重要贡献，被封为爵士。1859年创办并主编《化学新闻》。186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13－1915年任皇家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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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莱士、克鲁克斯、洛奇（Sir Oliver Joseph Lodge,1851-1940，物理学家）、巴雷特(Sir William Fletcher Barrett, 1944-1925，物理学家，灵学研究会早期重要的人物)等对彼此所做的工作都熟悉。1898年有人采访华莱士时，他提到，克鲁克斯在实验室中多年从事的实验获得极大成功，而洛奇和巴雷特的研究获得部分成功。　　克鲁克斯从1869年（37岁）时，开始随马歇尔夫人参加降神会。这位曾对华莱士转向灵学起过重要作用的女人，同样对克鲁克斯施加了影响。克鲁克斯的超科学研究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与奇人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 1833-1886）合作进行的， 颇像20世纪90年代高能物理所及清华大学的科学家与严新合作的研究。霍姆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附近，很小的时候就到了新英格兰，同收养他的叔叔在一起生活。17岁时他看见母亲死去的影像，据说不久就得到证实。从这以后，房间经常有奇怪的声音，家具莫明其妙地移动。他叔叔认为霍母将魔鬼引入家中，遂把他赶出家门。霍母开始与朋友生活在一起并为他们主持降神会。早期就很相信他的人物有纽约最高法院的埃德蒙德（Judge John Edmunds）和前文提到的宾州大学化学荣誉教授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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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姆在公开表演中从未失手，但私下表演却多次被发现作伪。据说霍姆主持降神会从未收授钱财。1878年霍姆撰写《唯灵论的光影》一书，攻击某些灵媒作假，而他本人也愿意接受严格的科学测试。超心理学博士米什拉夫（Jeffrey Mishlove）博士说， 霍姆展示了对特异功能、知识的宗教般的尊严，他一生都有着一种科学好奇心并寻求理性解释。但是，霍姆却接受他富有的庇护人的礼物，如同中国的张宝胜接受多辆豪华轿车的礼物。不过，宝胜的受宠程度还不及当年的霍姆。拿破仑三世帮助了霍姆唯一的妹妹，俄国沙皇亚力山大赞助了霍姆的婚礼。他为巴伐利亚国王、沃尔登堡（位于原西德的一个国家）国王、德王威廉一世，以及欧洲的其他王公贵族，主持过降神会。知识界名流也经常求助于他。　　1868年霍姆与大西洋电缆分司的总工程师瓦雷（Cromwell Varley）做实验。他们办了50次降神会，研究报告1871年发表，声称证明了许多奇特的意念致动现象。正是这份报告促使克鲁克斯亲自考察霍姆。　　克鲁克斯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两篇实验论文，试图鼓励对此现象的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由心灵力（a psychic force）引起的。但是，皇家学会的秘书拒绝发表论文，而且拒绝见证他的实验。陆祖荫、李升平、严新等人的多篇研究报告也有差不多的境遇，虽有大科学家钱学森、贝时璋和赵忠尧等极力推荐，最后只在中国上海的《自然杂志》上发表出来，那一阵子《自然杂志》成了超科学杂志，声誉扫地。　　克鲁克斯的第二项超科学研究是与灵媒小姐库克（Florence Cook）合作完成的。从1873年12月起，他们持续5个月表演降神会。降神会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库克小姐走进一间小室，进入灵魂附体状态。过一会，小室中走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衣、戴头巾的女姓，据称是凯蒂·金（Katie King）显灵。克鲁克斯看到这一幕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克鲁克斯对库克小姐观察了3 年，并在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里细致研究了数月。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那位凯蒂·金同库克小姐实在太相象了。克鲁克斯也承认两人相似，但坚持认为她们有重要差别：“在我家里我看到，凯蒂比库克高6英寸。 昨晚，他赤足，在不踮脚尖的情况下还要比库克小姐高出4英寸半。 昨晚凯蒂的脖颈是露出来的，她的皮肤无论看起来还是触摸起来都十分光滑，而库克小姐颈上有一大块疤，清晰可见，而且触摸起来会觉得粗糙不平。凯蒂的耳垂上没有穿孔，而库克小姐喜爱戴耳环。”（据海曼和米什拉夫）实际上这都是些模糊的描述，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但克鲁克斯完全相信库克小姐不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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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灵媒小姐与克鲁克斯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她“尽情地向克鲁克斯先生谈‘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经验’，让他拥抱她，以便相信她的坚固的物质性，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次数，最后还让她自己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像。”（恩格斯，40页）特里弗·霍尔收集到一大堆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披露出来的，表明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私通行为，说他挺身而出为库克小姐的显灵表演的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海曼，120页）另据新发现的材料，克鲁克斯知道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作伪行为，但“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海曼，121页）20世纪末中国神功界不断作伪，相信者也不是不知道，但不愿意揭露，因为这有可能损害“真理的形象”。　　但是即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会有那么多奇迹，包括一些唯灵论者。古比太太后来的丈夫福尔克曼就怀疑凯蒂是不是库克本人。一次降神会上，福尔克曼突然拦腰抱住它（凯蒂），看它是不是库克。这时场面乱了起来，瓦斯灯被熄来。过了一阵重新安静下来，神灵也不见了，库克小姐仍然被捆着，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福尔克曼坚持说，他抱住的是库克小姐而不是别人。其实只要观众足够礼貌，像克鲁克斯一样相信库克，法术就很好理解，稍有一些魔术技巧就可以演出这一些把戏。类似库克的表演在美国也上演着，“凯蒂们”也照样出现，但在费城的一次降神会上，女主角因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怀疑者探寻她的踪迹，“在一个公寓里发现了她，她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有血有肉的年青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礼物。”（恩格斯，41页）　　超心理学博士米什拉夫另有评论：“批评者假定克鲁克斯自己也被愚弄了，但是很难坚持认为克鲁克斯这样重量级的科学人物会被廉价的小把戏所欺骗。他们声称克鲁克斯卷入与库克小姐的浪漫故事，他为她的现象作证是为了保护她的声誉，并隐藏他与她的感情纠葛。可是，即使这是真的，还有其它一些事情没有解决。如果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染，那时她只有15岁，此种假说也不能解释他所报告的与霍姆和福克斯姐妹（Margaret and Kate Fox）有关的现象。这也不能解释其他许多杰出科学家就同样的现象所做的研究。不过，实验者被指控做假这些事继续缠绕着心灵研究，只要人们通过定期的情节公开曝光而对做假的期望获得加强，这些麻烦就会继续下去。”（米什拉夫，1992年）　　问题是，对于做假者，公众是应当放松警惕呢还是要加强戒备？好比对于一个习惯偷盗者，你被他偷了若干次，下次见到他应以怎样的态度看待他。他的确有可能不再偷盗了，但也可能仍然会继续。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谈论科学事物，而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科学中一次做假意味着所有的信用都将被取消，毕竟科学也是靠信任和诚实来维持的。科学“警察”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至少第一次见面不会“强行搜身”，“无罪推论”在此适用。但是一旦发现什么不对头，一旦某个科学家留下了“犯罪记录”，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怀疑和“有罪推论”就不可避免。人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办法。也许这是粗放性的不够合理的处理方式，但是世界上所有信用制度都是这样运作的，信用调查局也可能出错，但通常是对的。　　补充一点，福克斯姐妹自1848年开始神迹表演后，于1888年公开承认欺骗行为，并签名发表了坦白书。不过，这段故事，灵学家及其信仰者却很少提起，也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1913年克鲁克斯当上皇家学会主席后，为了避免学界的反对，他不愿再公开谈论灵学。

　　　　　　　　四、策尔纳　　策尔纳（Johann Karl [Carl] Friedrich Zollner,1834-1882），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1858年策尔纳曾发明了对天文学有重要意义的光度计，在19世纪此种天文光度计是测量恒星亮度的最重要的工具。有了这种仪器，就可以排除人为判断上的差别，不同的观察者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此种光度计也是天文学家们用以互相交换观测结果的标准手段。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为纪念策尔纳， 特别将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crater，或译月坑）命名为“策尔纳”，其坐标为：月纬南8.0度，月经东18.9度，大小为4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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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被标记上颜色的部分为策尔纳环形山　　1877年策尔纳撰写《论唯灵论》（Treatise of Spiritualism）。策尔纳的“第四维空间理论”载入他1877年出版的《科学论文集》第1卷。（潘涛，37页）1879年策尔纳将其《科学论文集》第3卷《超验物理学》献给前文提到的克鲁克斯。（潘涛，10页）1880年，英国的一位对哲学、形而上学和灵学感兴趣的高级律师马塞（CharlesCarlton Massey）将策尔纳的《超验物理学》（Transcendental Physics）译成英文，于1881年出版。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1882年英国心灵研究会成立，1884年心灵研究会（SPR）成立，1885年美国心灵研究会（ASPR）成立，一批科学家加入此类“超科学共同体”，包括少数皇家学会会员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洛奇、里歇（法国生理学家，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后文有介绍）和瑞利（J.W.S.Rayleigh,1842-1919）分别于1901-1903年、1905年、1919年任英国心灵研究会会长。按潘涛的划分，1882年是一个重要分界，之前为灵学的“唯灵论时期”，1882-1927年为“心灵研究时期”，1927-1995年为“超心理学时期”。（潘涛，3-4页）随着时间的发展，灵学逐渐精致化，但没有改变“超科学”的面目。　　策尔纳的“超科学”工作集中在对空间第四维的研究。他实际上试图为声称的超自然现象提供科学解释，他动用了当时数学领域关于维数研究的新进展。如果现实空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三维，而是还有一个未被注意的第四维的话，许多灵学谜团就可以解释了。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１）声称的所谓现象是否是科学现象。若不是科学现象，就没有必要为此提供解释，特别是没必要为此提供自然的、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最多可寻找心理学、医学或者社会学的解释。海曼曾评论到：“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海曼，121页） 约瑟夫森（后文有介绍）就属于此列。原因在于两条：第一，记述的事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决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只能是一种想像，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第二，争论常常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百慕大魔鬼三角”之谜就是建构出来的，不需要特别的解释。（详见方舟子的文章）中国的“特异功能”表演和沈阳郊区30公里处的“怪坡”（据赵致真等人考察，分明是一个人造之谜，没有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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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怪坡”物理学理论之处，更无需要特设的自然解释。2001年北京也“发现”了一个“怪坡”。北京这个“怪坡”位于海淀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与沈阳的地貌上相似），经测量“怪坡”长40米，“坡顶”比“坡底”实际上要低1米左右，于是毫无神秘之处。这样，水往“坡顶”流、车往“高处”溜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否则才是怪事。）也如此，许多科学家不是急于辨别特异现象的真伪，而是急于为此提供富于想像的自然解释。猜测总是可以的，但是要针对现象，如果现象根本就不成立，无端的猜测只能帮助了骗子。没有什么比大科学家一本正经地为江湖骗子的把戏寻找科学解释更加荒唐。甚至当一定时候骗子自己公开承认做假时，科学家还固执地相信确有其事，还试图维护骗子的逻辑一致。比如福克斯姐妹后来公来承认自己当年做假，而一些科学家却说福克斯姐妹是受理性主义者的压迫才改口的。不过也有反叛的，如哲学家弗卢（A.Flew）25年后公开承认错误，变成坚定的怀疑论者，另外格尼（E.Gurney,1847-1888）还引咎自杀。(潘涛，10页) 科学家中也有急功近利而主动伪造超常现象、编造实验数据者，如伯特（C.Burt）事件、利维（Levy）事件和索尔（S.G.Soal）事件，这属于另一范畴了。　　２）数学可能并不意味着物理可能。数学上讲多维空间，甚至无穷维空间，但这与物理空间没有必然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现实空间不是三维的。即使考虑了广义相对论效应，现实空间也是非常接近于三维欧氏空间的。策尔纳发现在三维空间中不可能的事情，在四维空间中却是不言而喻的。如一个毫无罅隙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把它翻转过来；一根两端都没有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等等。“策尔纳教授先生现在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度空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据所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手掌放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会一开，椅子的靠背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根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度空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所说的话。”（恩格斯，42页）中国张宝胜“抖药片”的突破空间障碍表演，比策尔纳参与的表演似乎更进了一步，因为这时不再说神灵的事情了，似乎全成了物理与意识等科学问题。　　通过增加维数解释空间的封闭性变化，是相当容易的事，比如在二维平面上画一个圆，圆内与圆外是不通的，如果把圆周视为容器壁的话，不打断圆周，里面的药片是不会出来的。但是如果放在三维空间中看，从另一个方向上观察，二维的圆周就不是封闭的，药片可以轻易地从上面拿出来。对于装在三维空间小瓶子中的药片而言（如宝胜的情况），从三维空间看，不打开盖或者钻孔，药片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来的。如果现实的空间是四维的，在另一个方向上，瓶子将不是封闭的，药片就可以轻松拿出。这只是从数学空间上看，从理论上看。只可惜，我们的现实空间确确实实是三维的。

　　　　　　　　　五、里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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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1850-1935）是法国著名生理学家，因发现和研究过敏反应而荣获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过敏（anaphylaxis）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其父为著名外科医生，巴黎大学外科学教授。里歇17岁就当父亲的助手，后到巴黎大学插班就读，187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第二年获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巴黎大学医学院任教，1887年任生理学教授。

　　他一生在该系生理实验室工作，研究领域包括生理学、生理化学、细菌学、实验病理学、医学统计学、正常及病态心理学等。还是诗人、记者、小说家、教育家和戏剧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论文集》、《过敏反应》、《生理学辞典》等。里歇1877年结婚，有5个儿子2个女儿。　　里歇的科学贡献主要包括：1）发现消化过程中的反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发现胃液的主要成份是盐酸。揭示在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在不同的温度的环境中，机体的产热与散热之间处于动态平衡。2）发明血清疗法。1888年证明给动物注射细菌后其体内可产生抗体。他还证实动物有免疫现象，即将一个免疫动物的血清输入到另一个动物体内，可使它也产生免疫性。1890年他第一次将抗血清注入人体，开创了现代血清疗法的先河。3）研究过敏反应。 他认为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是血液中的一种化学物质。过敏反应的发现引起医学界极大重视，对此现象的研究成为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他对灵学感兴趣，但又与其它痴迷者有所不同，他相信所谓的“特异现象”的存在，但不同意其他人的超自然解释。他曾加入心灵研究会，并于1905年担任会长。　　1922年里歇在巴黎出版《论超心理学》，德布拉斯（Stanley De Brath ，1854-1937)将其译成英文于次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书名改为《灵学研究30年》（Thirty Years of Psychical Research: Being a Treatise on Metaphysics）。超心理学中说的遥视（remoteviewing，法文为vision a distance），首次于1916年在里歇主编的《心理科学年鉴》（Les 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的一篇有关心灵战的评论中提出来。所谓遥视指对远处场景的感知能力。1916年2月，法国的一个神秘主义者巴多内（M. Bardonnet）建议在军事应用上进行实验。后来美国的“星门计划”就列入了有关“遥视”的研究内容，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军方还试图用异能人的“遥视”能力对萨达姆个人的活动位置进行精确定位，以便实施重点打击。结果是显然的，这一套根本不灵。持续几十年的“星门计划”也于1995年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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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年美国心灵研究会（ASPR）成立时，传心术（telepathy，或译心灵感应）成为科学研究的现象。开始时的实验很简单，让一个发送者从一间屋子向另一间屋子中的接收者传送一个两位数字、一种味觉或者一幅想象的图像。里歇对此种实验进行了数学几率的研究，他还发现传心术与催眠无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死难者家属对唯灵论感兴趣，想通过此办法与他们死去的亲人交流。传心术营业室（parlor）应运而生，大众传心术实验在美国和英国兴起。　　里歇与柏林的同行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Baron Von Schrenck-Notzing还合作研究过巴黎的许多灵媒，据说发现了通灵外质（MediumisticEctoplasm）。这些“成果”曾被一家高级唯灵论教会（Church ofHigher Spiritualism）引为神灵存在的证据。现在，几乎所有鼓吹灵学的研究，都要提到里歇这个重要人物。虽然里歇本人不同意有些灵学主张，但是那些相信灵学的人是万万不能放过里歇这个招牌的。他们认为多了一位在正规科学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灵学的队伍就更壮大一些，灵学史就像某一门科学史一样生动和辉煌。灵学研究一直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助阵，除了里歇之外，第一位是斯特拉特（J.W.Strutt），即后来的瑞利世袭男爵（1904年获奖，1905-1908年为皇家学会主席，1909-1914年任剑桥大学校长， 1884 年任大英科学促进会主席），另一位是J.J.汤姆逊（1906年获奖，1915-1920年任皇家学会主席，以发现电子和提出电磁质量而闻名，1909年任大英科学促进会主席），后来加入此阵营的还有更出名的约瑟夫森（后文有介绍）。但有趣的是，在通常的百科全书传记中，很少提到他们对超心理学的研究和贡献。

　　　　　　　　六、普索夫和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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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转向稍现代的科学家普索夫（Harold E. Puthoff）和塔格（Russell Targ，1934- ）。 他们俩由于研究以色列特异功能大师盖勒（Uri Geller）而走向超科学。　　盖勒1972年11-12月历时6周，1973年8月历时8天，两次访问两位科学家所在的斯坦福研究所（SRI，与斯坦福大学没关系）。 这两位激光物理学家用先进的仪器研究了盖勒，证明盖勒有特异功能。　　1974年10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论文《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递》，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其中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4×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地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转引自海曼，118页）　　这似乎是一个严格客观的测试，但描述仍然有许多漏洞，如没有提多次实验是不是用同一个骰子（事后发现用了多种骰子），没有提是谁验证盖勒猜得是否正确，也没有提出盖勒有时要双手按着小匣子才能猜测，没能说是谁摇晃小匣子（后来有人提到有时是盖勒亲自摇）及盖勒坐的位置是怎样的，也没有提骰子是谁提供的，表演是在何种场合进行的，是否使用了摄像机（后来有人提到），等等。两位科学家只是说，他们可以保证盖勒无法作弊，但没有具体说他们采取了什么有效的防伪措施。　　在这种条件下，实验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受试10次，有2次放弃了，其余8次则都猜对了。两位物理学家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其实，对于善于玩戏法的盖勒以及其他魔术师，通常的概率计算是不管用的，因为科学家漏计了魔术巧门提供的大概率（甚至是必然性）事件。　　1982年8月16-21日，英国剑桥大学举行了美国超心理学协会第25届年会暨英国心灵研究会（SPR）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信和梅磊就是应斯坦福研究所的普索夫博士邀请参加会议的。两位中国人在会上做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的发言。中文刊登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第1卷第1期（1983年3月）上，并辑入《创建人体科学》（一）（1989年5月）。（张清林，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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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盖勒　　1974年10月17日，即两位激光物理学家的报告在《自然》发表前一天，英国《新科学家》以26页的长篇发表否定性的调查报告，指出盖勒的表演没有一次是无懈可击的。特别说到，每当有魔术师在场或者帮助布置道具时，盖勒的表演就会失败，后来盖勒干脆拒绝魔术师介入。至少有5个人看到过盖勒作弊， 其中包括海曼和著名魔术师兰迪。后来，兰迪大举揭露盖勒的把戏，盖勒的科学表演很少有人相信了。可是在这时，盖勒的神话刚传到中国，盖勒成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洋大师。爱国者们不甘心科学落后于洋人，也不甘心超科学落后于洋人。美苏虚构的“心灵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普索夫等人的超科学研究在科学界也不受欢迎。197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休斯敦开会，物理学家惠勒（John ArchibaldWheeler）得知普索夫提交的所谓的超感官知觉（SCESP）论文也被接受了，临时作了“把伪科学赶出科学殿堂”的著名发言。他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以投票的方式， 把超心理学赶出美国科学促进会（10年前入会，当时惠勒就投了反对票）。惠勒指出：“每一门成其为科学的学科都有数以百计的过硬的结果，但‘超心理学’却拿不出一个。为了科学的荣誉，要求‘超心理学’拿出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经得起挑剔的结果，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的条件，这有什么不公平吗？” 潘涛，24页，另据《怀疑的调查者》1979年3卷3期12-13页。）惠勒申明，他反对超心理学并不意味着干涉学术自由。他提到美国有20000个占星家，只有2000名天文学家； 对于超心理学，美国已经有波士顿心灵学会、美国心灵研究会、国际心灵研究会和一个超心理学基金会；刊物有《国际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灵研究会杂志》和《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对超心理研究的资助也由每年100万美元增加到2000万美元。　　不过，社会学家持“更宽容”的态度，认为超心理学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如特鲁兹（M.Truzzi，《怀疑的探索者》（The Zetetic）早期主编）声称超心理学家也采用科学方法。特鲁兹是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社会学家，1981年曾与其他几位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当时盛行的“耳朵认字”。他是《怀疑的探索者》的创办人之一，后来因为与该组织意见不合而离去。据何宏的接触经验来看，他还是较相信这类现象的，虽然仍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把超心理学、超科学算作科学，AAAS既然从体制上都允许超心理学会加入，英国《自然》这一级别的科学期刊也发表超科学论文，它不属于科学又属于什么！问题是，属于科学范畴并不解决问题，也不证明具有真理身份。科学是个谱系，有严谨的和不严谨的，有好有坏，有真有假，科学也还处于发展之中。与其把超科学赶出科学界，不如随他们声称去，只是有关机构和公众在支持各种科学研究时，可要看仔细，不能一概赞成。只要超科学得不到丰厚的资助，少数人去研究也没有什么危害，没准儿还有好处，这就是我说的学院派伪科学危害不大，有时还值得同情。但是，如果他们获得不该得到的大笔资助，就有问题了，这一超科学领域就能吸引更多的不严肃者、投机者加入，等于社会在鼓励这些活动。其实，现代社会中，对于科学的此番态度，将不限于超科学，即使对于正规科学，国家、公众也不都是同意和支持，如美国国会否决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对一些涉及人伦理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有限制，等等。科学上要优先研究什么，纳税者有发言权。

　　　　七、约瑟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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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森（Brian D. Josephson）1940年1月4日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加的夫。中学毕业后在剑桥三一学院学数学和物理。还是大学生时就从事科学研究，于1960年发表了利用相对论研究穆斯堡尔效应的论文。1961年起成为超导物理学家皮帕德（A.B.Pippard）的研究生。在皮帕德的指导下他做实验和理论研究，从理论上预言了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森超导隧道效应。十多年后的1973年他因此项工作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9年约瑟夫森是剑桥大学的初级研究员，1965－1966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任研究助理教授。1972年成为高级讲师，1974年成为物理教授。目前他仍然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系）的凝聚态研究组工作，负责“心物统一项目”的研究工作，即从事一些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的“特异功能”研究，特别是对“遥视”的研究。　　约瑟夫森以创新著称，他在1962年研究超导隧道效应时写的论文初稿，他导师看不大懂，请正在剑桥访问的安德森教授看，勉强读懂，他们三人还讨论过。在安德森的帮助下，他有了信心，决定继续研究并发表结果。于是1962年在欧洲的《物理通讯》上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在超导隧道中可能的新效应》。此时他只有22岁。第二年多人的实验证实了约瑟夫森的预言。（刘兵，160页）　　60年代末，他离开了主流科学领域，从事实智能、意识、超心理学的研究。他个人兴趣广泛，爱好登山、滑冰、摄影和天文学。　　在漫长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他可没有象在超导研究中那么幸运，至今他仍然被科学界视为异端。 1994年8月12日约瑟夫森在《泰晤士报高教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著文为科学上的异端作了辩护， 特别提到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反引力和意念致动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总是为“弱者”辩护，并极力抱怨他们受到了科学界不公正的待遇。他举例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火箭专家杰恩（Robert Jahn）被迫辞去工程专家主任职务。杰恩对意念致动感兴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本科生问他是否可以选择一个项目，以考察心灵对电路的可能效应。杰恩认为不可能有什么效应，但觉得做实验瞧瞧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练习，于是同意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结果竟然是正面的。从此杰恩与其助手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杰恩的工作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有来自同一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发表在《今日物理学》上的攻击文章。另一诺贝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不相信意念致动，他的观点是，如果真的存在此类现象，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在科学中所学的一切，一切都得从头来。安德森也用了类似的论证。这回约瑟夫森给出了反驳：“在科学中已经发生过多起重大的革命，于是意念致动的存在这一事实将导致一场科学革命，并不是反对其存在性的一个好的论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大革命一般来说对以前的科学并没有伤筋动骨，所以不需要温伯格所说的卷土重来。用杰恩的话说，要做的不是抛弃科学，而是扩展科学，把意识考虑进去。杰恩以及其他一些人以这种方式有意扩展科学目前的边界，他们相信在新科学中，信息（特别是意义信息）和过程（子系统分享信息以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将起关键作用。”　　约瑟夫森同样为莱斯维特（Laithwaite）的反引力装置进行了辩护。但他也指出莱斯维特对牛顿力学本身的理解太有限，用正常的物理理论可以解释被称作反引力的升空装置。他还为鲍林晚年的失误及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新开展的水之记忆性研究说好话。本维尼斯特的结果在《自然》上发表后，引起反响，许多人要求进一步核查。随后一个委员会前来本维尼斯特的实验室调查，其中包括《自然》总编、魔术师兰迪和一个抨击超自然研究的作家。约瑟城夫逊说：“当我从《自然》上读到，他们已经发现本维尼斯特的实验有误的报告时，我并不吃惊。如果我是这篇关于本维尼斯特工作的报告的审稿人（我相信此报告并没有审稿），我就会指出需要澄清的许多缺陷。《自然》的主编似乎误解了（似乎仍然在误解）拒斥‘不成功’样本背后的逻辑。本维尼斯特评论道，那个委员会似乎并不具有驾驭困难的生物学实验所要求的技术资格。”　　随后约瑟夫森还有一番大道理：“我的观点是，科学并不仅仅涉及事实与理论，还包括一系列旨在维护科学之‘纯粹性’的‘辩护机制’（defence mechanisms）。如果适当的标准没有坚持，科学之优点就会受到威胁。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是当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专家，比其他人更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之时，问题就来了。专家不需要进入细节；他们就‘知道’一个领域是错误的，并成为权威，别人只有求助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理。在细节层次上，如果论证遇到问题，人们总是呼叫普适的教条‘惊人的主张要求惊人的证据’，以使人们不必进一步讨论，或者不需要思考。”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同样可以用于攻击约瑟夫森，后半部分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1992年在《今日物理学》上，约瑟夫森嘲讽了安德森的观点：“安德森说，‘就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能力而言，现在的物理学实践，特别是其精确测量，与杰恩的主张（声称存在意念致动）不相容。’无疑，他的意思是，如果心灵能够影响物质，这将干扰实验室实验的结果。等价的论证可用于化学，于是可得出如下结论：‘化学实践基于原子不变的原理，于是与元素可以嬗变的观点不相容。’　我怀疑后一个结论安德森将不会象引用的论断那样急于在《今日物理学》专栏里发表。”　　约瑟夫森又说：“对于安德森以及其他一些怀疑论者，相信超自然事物是非理性的。但是怀疑论者通常在尝试说服他人相信他们的观点时，自己却陷入了不适当的论证。”这一条也许有道理，因为怀疑论者并非总有耐心说服无数痴迷者，特别是在已经给出了合理的说明之后。接下去，约瑟夫森关于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了一番辩解。中心意思是，超心理研究也是理性的，轻易否定特异功能反而是非理性的。这时他提到在重要物理学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能够代表他自己在“特异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　　此文章的题目是《量子非定域性的生物利用》，作者是约瑟夫森和帕里卡里-维拉斯（F.Pallikari-Viras）,1991年发表在《物理学基础》上。 文章分8部分，浮光掠影地论证了他们的特异功能理论。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在量子物理学中长期存在着EPR争论和贝尔实验检验。贝尔等人的研究似乎表明微观上可能存在非定域的空间关联，但随后的研究表明，从统计的观点看，所谓的关联都会平滑掉，量子尺度上的非定域关联并不能用于实际的物理通讯。约瑟夫森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笔锋一转，恰好建议在宏观的生命系统层次上，可能存在真正的可以物理上实现的非定域关联。这论证过程中，约瑟夫森倾向于玻姆对量子力学的因果性解释，还提出关于实在的多重描述理论。　　在第5部分中， 约瑟夫森奇怪地将“科学”与“生命”作了对照，意在说明统计平均只对“科学”有效，而与“生命”无关。他进一步暗示生命是意义世界，科学是无意义世界，统计平均就是将有意义转化为无意义。对于意义世界，不可能有原来那种可重复性的实验结果。 在第6部分，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意义世界中与“随机”相对照的“聚焦”过程。一个线圈与不远处的安培计用导线连在一起。在线圈附近移动一块磁铁，可以引起表针偏转，一个不熟悉电磁学的人一开始可能随机地移动磁铁，也会看到表针随机地移动，而实际上由电磁学可知道，磁铁的运动与表针的偏转方向有相关性。这个人最终会发现规则，并且利用这种效应。对于此人，就存在随机变聚焦的转变过程。作者声称，特异功能之发生与此类似。实际上，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内在的联系。电磁学的例子是可重复的，而且与主体无关，与你信不信它也无关，后者则完全不同。　　第8部分与导论意思差不多， 声称证明了生命系统可以利用非定域性，于是遥视、意念致动等特异现象是可能的。但是我仔细读过论文，并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论。如果说有论证的话，也是简单的类比水平的论证。实际上，约瑟夫森只是把量子世界有争论的非定域性搬到宏观生命系统，大作发挥，用于解释特异功能。　　1996年，约瑟夫森还与加州大学女统计学家乌兹（Jessica Utts）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部分发表于《泰晤士报高教增刊》上。乌兹就是那位与海曼一同为中央情报局（CIA）评估美国星门计划的专家， 她本人相信特异功能，而海曼不相信。他们俩人的评估结论也有分歧。约瑟夫森与乌兹合作，重点在于解决实验数据的统计问题。因为经常有怀疑论者抨击超自然主义者误用统计，而乌兹是应用统计学专家，她可以把超心理一类实验结果“整理”得很好，作出符合行家水准的统计分析。由此可见，现代灵学、超心理学越来越精致化，从形式上看，与常规科学几乎无法区分。这也是外行、社会学家认为它们也是科学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是前面的话，科学与科学也有区别。将外部区别转化为内部区别，并没有真正解决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