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 风云起落但求平常心

周瑞金



       1.   圣火灼痛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4月30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从3月30日在希腊举行奥运火炬交接仪式以来，这一个月过得很不平静。火炬从伦敦、巴黎、旧金山，传到孟买、长野、堪培拉、首尔，既受到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满于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手法的人们夹道抗议。为保证火炬的顺利传递，各国警方不得不采取线路保密、临时改道、缩短路程、暂时熄灭火炬、逮捕抗议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奥运的海外华侨、留学生与支持“藏独”的人士频频发生冲突。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圣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中西方两种文化。
　　办奥运，中国人近百年的企盼。当它终于要在我们的首都隆重举办的时候，忽然让我们遭遇如此尴尬。在我们两次饱蘸激情申奥时，曾经以为奥运会是在自家庭院里搭台唱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却没有考虑到，奥运也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把主办国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们在潜意识中，期待全世界通过北京奥运惊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让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但我们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大众传媒、NGO，包括某些别有怀抱的政治势力也会借助奥运，对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处事习惯议论纷纷，横挑鼻子竖挑眼。中外两种不同趋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奥运圣火的传递，引爆了上述的尴尬局面。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WTO、对外开放、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等等，都是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诚渴望，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当然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的恢弘视野和博大胸襟。所谓“汉唐气象”，吸纳和消化了佛教文明，宋明理学就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唐朝两大国际化城市扬州、泉州，不仅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深深浸染，甚至可以找到犹太教、婆罗门教等国际影响较小的宗教痕迹。虽然中国在外部遭遇过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新月形”包围圈，在内部发生过义和团、“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排外的事件，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决心向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抗战胜利前夕，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袂发表“开罗宣言”，宣告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这是中国用伤亡3500万军民的惨重牺牲，洗刷了近现代史上的漫长屈辱，首次与西方大国比肩而立。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不久，与当时“反帝”“反修”四面树敌的官方口径相悖，毛泽东悄悄布置陈毅牵头，四位开国元帅研究国际问题，提出了与美国和解的国际战略调整，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打开了中日建交和对美外交的新局面。在“文革”末期，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1973年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一口气布置了10个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课题。在中国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推动中国这个大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新干线和产量是中国长春一汽99倍的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在美国休斯顿，邓小平观看套马比赛，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欣然接受美国文化的标志物，那一刻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象征。

　　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尽管还存在冷战思维残余的干扰，中国人依然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化。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离开政坛前夕，应邀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散步、荡舟，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敌意和国内疑虑夹击的历史关口，朱镕基不畏“李鸿章第二”的骂名，出访美国，后在北京亲自出马与美国人谈判最后7个棘手问题。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了。分管外贸的前副总理吴仪，积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处理中外贸易争端有礼有节。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人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即反唇相讥：“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赞扬吴仪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吴仪退休前夕称她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吴仪则平淡地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我们没有自外于市场经济。从改革前公有制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到今天，非公经济，包括私有经济与港资、台资、外资，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也没有自外于高新技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和第一大手机国家，网民2.21亿，手机用户5.39亿。在经济接轨、科技接轨的同时，中国在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开宣示以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党内民主、反腐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碎步前进。从民众到政府，中国如此支持和爱护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一种在文化上站起来、与世界平等交流的热切期盼和诚挚努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整整30年，中国人民在用实际行动结束黑格尔当年的一声叹息：“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北京奥运是一场伟大的际遇。

　　令中国人遗憾的是，我们与世界文明对接的善意和诚恳，经常遭到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媒体、政府乃至相当一部分国民的误解。当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美国好莱坞大片、NBA和可口可乐的时候，在日常国际交往中，我们感受最多的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蛮横打压。
　　从“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安全、玩具安全，我们的民族尊严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拷问，在中国人的心头留下一道道殷红的血痕。而这些文化歧见、经济壁垒与政治傲慢、军事打击，很容易让中国年轻人联想起从鸦片战争开始积压在民族心头的百年屈辱。
　　就说此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西藏问题，它在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离心倾向，都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有关。英军侵略过亚东、江孜，藏族军队保卫家园奋起反击。十三世达赖虽然有过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后还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萨，重新归顺中央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藏族与汉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面对西方霸权，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无畏，藏族领袖的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让那些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却步三思。
　　在这一个月中，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西方某些人对新中国成立59年的政治歧视，对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的文化轻视，和对中国改革启动30年后和平崛起的排斥，有的甚至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CNN主持人卡弗蒂称中国人为“暴徒和恶棍”、称中国出口商品为“垃圾”的言论，就是一例。
　　我对这些天来聚集在一些城市“家乐福”出口处的中国年轻人的心情表示理解，但对他们的抵制行为并不赞同。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号召抵制外国商品和商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我们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投资环境的滑坡。不过，我也要提请西方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历史悲情的郁结，以及西方媒体和文化霸权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中对中国拙劣贬抑所引起的反弹。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西方的文化霸权值得西方社会认真反思。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拉萨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骚乱的事实真相，对汉藏之间丰富复杂的民族关系，做出了主观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读。在拉萨3．14骚乱中，明明是汉人受到少数激进暴力藏人的打砸抢烧，他们却把藏人说成是大规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银支持西藏发展，引进内地人才，资助基础教育，普及现代科技，修建进藏铁路，种种努力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统统被说成处心积虑毁灭西藏固有文化，这不是缺少起码的公平与公正吗？难道西方人希望我们的藏族永远生活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以一个民族的时光停滞为代价，才能满足西方人对雪山圣域的唯美欣赏？

　　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迎接奥运会的热情，也极尽讥讽。在奥运会的组织细节上，我们极尽地主之谊，虽然对国际惯例运用起来还有点生疏、笨拙，经常好心办傻事，但毕竟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的尝试，其中包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但我们的诚意与种种努力，却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围追堵截，难道他们想把中国打回闭关自守的时代才心满意足？
　　在近一个月中，即时通讯软件MSN在华1500万用户，已有超过600万用户加上了“红心中国”标志。MSN上的一片红色，警示西方不要忘记任何轻薄言行，伤害的是一个大国的13亿人民！

　　我们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背后各种政治图谋的同时，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我们也不能反目成仇。同时，也不要因为留学美国的女孩王千源同情校园游行中的藏族学生，就通过网上“人肉搜索”曝光其个人隐私，侮辱她的人格和她的父母。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西方媒体的失实、歪曲报道和恶意诽谤的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对抗，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唯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是政治偏见者，更不都是敌对分子，不应一概加以排斥。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地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大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xizang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xizang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xizang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xizang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藏独”势力和西方媒体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xizang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xizang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xizang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就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既然不少藏民依然承认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我们就要非常巧妙而艺术地运用政治抨击和精神文化批评的“两手”。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xizang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比翼齐飞、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xizang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xizang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据报道，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与美国德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高校十几位科学家合作，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xizang、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共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xizang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独立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英国人派驻殖民地的总督，一般都是学历史的出身，对政治学、人类学参研得很透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讲话的政治暗示都很得体。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啊！

　　西藏地处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三大古文明之间，雅鲁藏布江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形成的裂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比泰山高出3倍的雅鲁藏布江，不应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阻隔。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文章说得好：“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火炬传递只是奥运会的前奏曲，下一个焦点将转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裁判员、游客、NGO和政府首脑来到北京，必然带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评判视角。北京奥组委一再发出呼吁，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希望北京奥运能够避开西藏、人权等问题的困扰。但我们也无法要求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只为体育而来，更无法要求他们与我们一样观察评判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声音？这对我们融入全球化是一个考验。
　　显然，政府要尽快从全能政府的角色中摆脱出来，面对国际社会，不能要求所有发言主体都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立场发言。中央政府关注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北京市政府关注北京的安全、交通、反恐；北京奥组委关注奥运的正常进行、不受干扰。与此同时，不妨鼓励市场化媒体、NGO、网络“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成为发言主体，鼓励他们对xizang问题和北京奥运发表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近年来，在厦门PX事件中，在南方雪灾中，网络公民记者自发到现场踏访拍摄，发回第一手报道，弥补了正式媒体报道不足的缺憾。这次拉萨骚乱，如果鼓励拉萨居民、受害者、旅游者在互联网上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对于让全世界了解骚乱真相和中国人的心声，肯定是利大于弊。至于xizang经济和人权的改善，民族政策的进步，xizang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特性的影响，汉藏之间的误解、敌意及其化解，由非官方机构和人士来评论效果肯定更好。资讯透明度和舆论多元化，是四两拨千斤、消解敌意的一个好办法。
    记得中西方关系同样很不平静的1999年，从5月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12月签署WTO中美双边协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扭转危局。从西方火炬接力风波，到北京奥运开幕还剩下100天时间，时间更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中外有识之士已在各自努力，为即将到来的人类盛会冲淡乖戾、营造和谐。
　　在圣火风波的漩涡巴黎，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4月21日飞抵上海，飞机一落地就去探望了在巴黎遭遇示威者袭击的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议长给这个上海姑娘捎来一封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慰问信，信中对金晶在巴黎受到“不能容忍的袭击”“表示不安”，声明此事“不能反映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受伤是可以理解的”。在向来感情冲动的法国，政治家开始冷静下来，考虑如何缓和来自中国的愤怒情绪。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日会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奥运部主席迪克．埃伯索尔一行。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严词抨击CNN，质疑西方主流媒体对拉萨骚乱报道严重失实和敌视中国时，国家副主席出面对NBC的奥运报道表示“感谢”，并希望各媒体集团“共同努力”，使奥运会转播工作圆满进行。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我们必须主动找到与国际媒体交流的办法，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降低相互妖魔化的敌意。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经典说法是，争取温和派，把激进派晾在一边。我们可以敦促达赖喇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约束藏族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多做对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和平发展有益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营造与奥运会相适宜的开放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尊重奥林匹克惯例，中国政府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到外地采访不再需要专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一些过去登录不便的网站，从维基词典、美国之音到花花公子，现在都可以点击浏览了。在涉奥场所，可以销售境外报纸、期刊。中国文化部还向全世界遍撒“文化请柬”，邀请80多个国家的260多台优秀剧（节）目和近160项艺术展览，在奥运会开幕前来北京献艺。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已经出口家用电器、皮鞋、纺织品，中国还要争取“出口”思想、价值观，“出口”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从容淡定的大国风范。奥运精神是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一部分，与多元表达的人权意识本质上是一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可能出现的某些杂音，本身也是奥运文化氛围的一部分。不宜表现出奥运在手、神圣不可侵犯的心态，动辄指责别人违背奥运精神。要避免轻率地指责人家“反奥运”。
　　奥运需要主办城市、主办国的政府与国民表现出成熟的文明心态，依照理性、法制的原则，对待反对意见，营造开放和谐的舆论环境，做国际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员。借用海峡彼岸的一句口号：“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以这种态度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包括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差距、隔阂、误解和历史的恩怨。我们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肯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恳切陈词：“中国人想把奥运会办好这颗心是真诚的。我相信13亿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对待中国。”
　　科学昌明、经济全球化的2008年，不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北京奥运把一颗真心放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手心，希望我们这个星球传布理解、尊重和博爱的传奇，因为北京奥运的口号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唉!只顾自己欢庆,没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

用勤劳与智慧，做好丰盛的食品，邀请众人来品尝，来与不来在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