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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38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21年——梁士诒在北京任内阁总理
梁士诒  梁士诒(1869~1933)
  中华民国时期北洋government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应袁世凯之聘,任北洋书局总办。1907年起任邮传部京汉、沪宁第五铁路提调、交通银行帮理、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11月在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成为旧交通系首领。他大力筹措经费支持袁世凯称帝,还发起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以邀宠。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government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11月10日离港,12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付闲云野鹤,好整以暇的姿态。11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10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这当然是得到直曹和奉张同意的。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作文章。
  11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歌电,电文曰: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1月7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文曰: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government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government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1月7日梁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蟠谈判外交事务,文曰: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government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1月8日吴佩孚再发庚电责梁,文曰:
  “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government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1月10日,吴佩孚三发蒸电,其文曰:
  “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government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government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吴乃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可是梁士诒却否认有这件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此事。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1月10日由华盛顿拍电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询问government是不是已和日使直接谈判,电云:
  “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government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12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文曰:
  “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government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government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文曰:
  “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government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government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而梁却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可见此事之微妙,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
  梁士诒更于1月10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电云:
  “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government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可是政治这玩意的可怕也就在此,一跳入火坑,一受到诬指,百身莫赎,百口莫辩。
  1月12日吴佩孚再发通电文曰:
  “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party,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噩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government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1月9日发出佳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迫交通总长叶恭绰于10日通电说明原委,电云: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电促全国国民筹款赎路。1月17日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使赎路风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因此梁士诒乃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梁觉得徐一点不肯支持梁阁自然颇有牢骚,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也许他是碍于亲家张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government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government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government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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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55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43年——艾森豪威尔被任为盟军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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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56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声称遭到两名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国内掀起反美、反government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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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57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59年——德国科隆发生排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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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58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59年——德国科隆发生排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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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0:59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64年
西贡美国军官宿舍大楼大爆炸
1964年12月24日,位于西贡闹市的一座七层楼的美国军官宿舍发生大爆炸,驻西贡的美国侵略军发言人宣布,两名美国人被炸死,其中一名是美国侵略军的中校军官,七十一人被炸伤,其中包括五十五名美国军官  西方通讯社认为,实际伤亡数字远远不止此数,大楼废墟中可能有更多的美军伤亡人员尚未被发现。
  这座大楼是美国侵略军在西贡的一座主要的军官宿舍,住在那里的大部分是校级军官。美军当局平日对这座建筑物严加防范:它的周围建有十五英尺高的水泥围墙;门前设有伪警的岗哨;最近还在围墙周围设置了探照灯。西方通讯社认为,导致这次爆炸的爆炸物可能是一颗五百磅的巨型炸弹,它“显然是被偷偷带进大楼的”。
  据报道,这次爆炸是西贡历来发生过的最厉害的一次爆炸,大楼的将近一百个房间中,有一半被炸毁。设在这座大楼底层的美军广播电台,以及放在大楼附近的二十四部汽车,同时被炸毁。爆炸后引起的大火持续了半小时,爆炸的声波甚至震碎这座大楼二百英尺以外的美国新闻处的窗户。
  发生爆炸时,住在大楼里的一批美国侵略者正在忙于准备在耶稣诞生节之晚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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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0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6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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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4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78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词条已锁定 彭德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之一

  (1898.10.24—1974.11.29)


  按族谱所排,彭德怀取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乌石乡彭家围子。妻子浦安修,无子女。
生平事略  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

  十五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

  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

  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

  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party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01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

  1928年01月升任团长。

  红军时期:

  1928年0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party。

  1928年0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

  1929年0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

  1930年06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party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

  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0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3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1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0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1935年09月,第1、3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

  1935年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6年0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0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

  1935年0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

  1935年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party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之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造摩擦的国民party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

  1942年0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1943年0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0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

  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1947年03月初,国民party军胡宗南等部20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party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8年2、3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government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party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1962年0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年0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四人帮”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

  1974年11月29日14时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中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元帅被囚禁了整整八年。但即使身处逆境,他对林彪事件的表态依然是不计个人恩仇,实事求是的。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的无情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了绝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洗清自己的冤案,出来为人民工作,建设好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元帅终于被平反昭雪,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林彪事件秉公直言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疼痛。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2年11月22日(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易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party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问题时,彭德怀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彭德怀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party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大都被囚禁,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但他身陷逆境,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无情折磨,“145”身患癌症

  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彭德怀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14病室第5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party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1950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南海
问:“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party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party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party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动手术前要求见毛泽东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文革被批斗场面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他所有的遗物都被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骨灰盒之谜

  1978年12月23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文革被批斗场面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两位客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来人回答:“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1974年冬天,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后来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编号是273号。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成都殡仪馆的工人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party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彭德怀之死  主要著作

  出版有《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彭德怀气骂金日成。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 4月22日晚间时。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打夜战的中国军队的每次大规模进攻都必挑选月圆之时。明月柔和的光线正好照亮中国士兵前进的道路。在宽度达2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作战的炮声骤然轰鸣起来。 

  空寺洞矿洞里,彭德怀坐在巨大的地图前,他习惯在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这样坐着,看参谋在地图上插着小旗帜,那表示着各军冲击所到达的位置。战役前的炮火准备,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击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彭德怀在那一刻也许想象到了敌人的前沿在中国军队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土木横飞的景象。

  冲击的时间到了。开始!突然参谋报告,有部队来电询问:“我们还在向冲击开始的位置运动中,怎么就命令冲击开始了?能不能推迟冲击时间?”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炮兵的炮火准备后,步兵不立即冲击,那么炮火准备不就没有实际作用了?等他们到达冲击位置,下半夜了,天亮前完不成突破,大白天的还指望什么?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脸色铁青。冲!不顾一切,直接冲击!尽管出了一点问题,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官兵都对这次大规模的战役胸有成竹:看这阵势!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部队,打美国鬼子还能有什么问题?军号齐鸣!近20万中国官兵在整个战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冲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前沿,主力向纵深发展,先后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23日已挺进敌纵深30公里。中央集团第三兵团尽管从国内到达攻击阵地才十天,但也突入了敌人纵深,分割了东西敌人的联系。右翼第十九兵团歼灭临津江西岸之敌后,于23日强渡临津江,向当面敌人发起了持续攻击。

  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反击面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组织部队撤退。但是例外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汉城,他认为汉城的丢失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丢失,而是要关系到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谁说这个“旧式军人”不懂政治?范弗里特立即下令将空降一八七团紧急调往永登浦待命,将预备队骑兵第一师五团配给第九军,加强汉城正面的防御。

  纪念彭德怀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纪念彭德怀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10月24日上午,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湘潭隆重举行。

  广州军区副政委田义功将军,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宋文汉将军,中纪委原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纪检部原部长、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彭钢将军,中央party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湖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杨忠民等领导出席了座谈会。

  彭钢少将深切缅怀了彭德怀光辉的一生。她说,虽然伯伯的生命已属于过去,但他的名字、他的精神却长存人间,他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每时每刻在感染者每一个人。伯伯的一生,也让我们认识到,一心为人民,人民也将还他一片真情。

  蒋建国在讲话中说,彭德怀同志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实力功勋。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就要学习他对party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尊重规律的科学态度,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和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

  蒋建国说,发展经济,全面振兴湖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彭德怀同志生前在湖南视察工作和调查研究时,对湖南人民的殷切期望。今天,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实施和推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6800万湖南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大力弘扬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不断开拓思想解放的新境界,积极创造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奋力开创富民强省的新局面。

  座谈会上,部分湘潭籍老干部、将军和知名人士,湘潭市委副书记、市人民government市长余爱国、湘潭县委书记陈忠红等相关领导也纷纷发言,深切缅怀和学习彭德怀同志。

  湘潭籍老干部、将军和知名人士及曾在湘潭工作过的老领导,湖南省、湘潭市相关部门领导、湘潭县周边市县领导,老红军代表,湘潭市、湘潭县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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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5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79年——西欧联合发射‘阿丽阿娜’火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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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6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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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7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0年——中非共和国法庭判处前皇帝博卡萨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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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8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6年——我国开始实行科技统计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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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09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7年——北京地铁折返线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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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11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7年
我国首次舰载直升机着舰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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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20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7年
天文学家推断耶稣诞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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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22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7年——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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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23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江华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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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party的优秀party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partyparty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2月24日10时08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江华同志(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江华县瑶族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1925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中国共产partyparty员。先后担任共青团湘南特委群委书记、衡阳总工会青工委主任、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从事北伐宣传工作。在1927年“四·一二”白色恐怖下,他不畏艰险,化名黄琳担任中共湘南特委政治交通员。此后,历任萍乡县委秘书、茶陵县委书记。1928年11月调红军工作,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红军初创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1929年6月红四军party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随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任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军委常委。1929年底,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军事训练班学习。1930年春改名黄春圃回红军工作。历任团政委、师政委,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夏,广昌战役后,受“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同年10月,随红军三军团长征。当时他疟疾初愈,行走艰难,以对party、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紧紧地跟上队伍。遵义会议前夕恢复工作,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江华同志任中央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陕甘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接防延安,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1937年春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后任第四队队长。毕业后,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1938年8月改名江华,赴山东敌后抗日,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兼司令员、山东纵队二旅政治委员兼滨海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秋回延安,入中央party校一部学习。1945年夏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华同志赴东北,历任中共安东省工委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1948年5月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委。他正确贯彻执行party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开辟和建立辽东根据地,为支援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江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9年8月,江华同志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杭州市警备司令、政委。他按照party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抓恢复生产,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秩序;在农村抓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到1951年7月,剿灭了土匪武装,彻底摧毁潜伏的反动party、团、特残余组织,胜利完成土地改革。1954年8月任浙江省委书记。1956年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party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在主持浙江省工作中,他认真贯彻执行party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动和依靠广大party员和群众,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江华同志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参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讨论制定,并且在实践中认真贯彻。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人多地少,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条件下,浙江省提前一年实现《纲要》规定的粮、棉、猪等主要指标,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初步夯实了农业基础,对国家作出了贡献。
  1956年4月,江华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方针,改变了沿海一般不新建、不扩建工业基础的做法,抓住机遇,以冶金、化工、电力、机械为主,建设起一批工业企业,优化了经济结构,培养了一批干部,为浙江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主持浙江全面工作的12年中,江华同志团结省委一班人,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和party的建设,依靠各级party组织和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浙江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受浙江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华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毫不妥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party人的坚定信念和铮铮铁骨。
  1975年1月,江华同志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party组书记。在“四人帮”极端猖獗的压力下,他批判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着手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的各级人民法院,落实party在司法战线上的各项政策。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江华同志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他不负party和人民的重托,严格依法审理判决了这一重大案件。
  party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华同志主持了人民法院系统的拨乱反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对于实现全国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江华同志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倾注了大量心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法,有力地加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建设。
  江华同志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party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party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华同志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全party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拥护party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83年6月,他退居二线,虽已届耄耋之年,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和人民法院的建设,关注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他十分关心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多次深入边远地区村寨调查研究。他衷心拥护以*同志为核心的party中央领导集体,在病重期间仍时刻关心着party和国家的大事,孜孜不倦地阅读《资本论》,研究party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提出建议。
  江华同志一生忠于party、忠于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坚持party性原则,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遵守party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维护party中央的权威。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party的集体领导制度,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作风民主,注重听取不同意见,相信群众,热爱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事不对人,批评很严格,处理很慎重。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
  江华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party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江华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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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25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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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26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92年——新疆出现第一个亿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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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21:30 来自: 北京市 联通
1992年——李家峡电站建设全面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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