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科学（转）

回复 120# 天道无极

同志概念的转化同样反映了一种信仰的没落

【征文】端木跑题：教科书与集体遗忘
时间:2010-11-12 14:16 作者:端木跑题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56次

        编者按：“共识在路上”——共识网上线一周年有奖征文活动正在进行中，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你所痛恨的未必加害于你，你所欣悦的正把你淹没，你所无视的筑成你跳不出的井口，你以为不言自明的，也正是你所走不出的自我。


　　这每一个“你”可是行业各异，阅历不同，却几乎都与教育有些牵扯，于是每个人都成为教育评论家。他们与扰攘的媒体有着同样的默认，以为知识灌输就足以洗脑，死记硬背就足以扼杀自由，谎言谬论也足以荼毒人性。于是当有人翻遍了教科书，历数其中的错误史实和无稽谎言时，教育评论家们立刻有了受虐的兴奋，他们喊道：你们这样会害了孩子的！


　　谎言看起来如此可怖，好像除了评论家本人以外，常人皆不得幸免于难。可是每个人都是评论家啊，岂不是每个人都能幸免了？


　　真正的谎言却从不声张，它使你熟视无睹，使你沉迷，让你悦纳，使你分不清谎言与真实，你也不想分清。若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所以人与人也可互相并吞”这样的鬼话，必然不得人心；可要是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同样是类比——却立即豁免了人们的警惕；他们因而也不细究这君子如何博学，如何参省，才能真正做到知明无过。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励志教育也无非如此：它用语言的迷雾制造出一套简化扭曲的逻辑，用它的比喻、类比、名言的引用和个例的堆积营造“一切皆有可能”的幻象。在你不需要意志的时候使你的意志无比坚定，而这意志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不堪一击。这一点上，纵使夏舜管仲百里奚如何天降大任，也无法从教科书中跳出来营救于你。


　　教科书每一次对混乱的论证视而不见，受教育者对虚妄逻辑的熟视无睹就加深一步。每一次无视，都在加高他们跳不出的井口。


　　灌输的知识未必接管大脑，拙劣的谎言也未必赢得信任。当每个人都在指控谎言时，这一点尤其明显。问题是人们在控诉谎言的同时，却可能接受谎言背后的预设，接受那些所谓不言自明的东西。思考“人类历史会以何种方式进步”这个问题，受教育者未必接受教科书的结论，但毫不怀疑的是“人类历史一定会进步而不会倒退”——思维的界限已经由语言划定，他们的目光也只会驻停于那些看似进步的人类文明，却不会面向已然消逝、遑论进步的玛雅文明——那当然更不会考虑人类被外星殖民的可能性了。与进步史观类似的是民粹意识：受教育者未必因教科书的宣扬而承认谁是民众意志的执行者，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民众的意志须被执行”这一预设。这是比进步史观可怕得多的取向，即民众的整体利益可以凌驾于个体尊严之上，可以超越法律赋予个体的基本权利。教科书的话语预设对受教育者的意识世界能够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一点难以观测。可以观测的只是反日游行中私权的束手无措，以及6·9圣战中弱者尊严的无处藏身。


　　质疑精神从来不是稀罕货，因为即使是虚有其表的质疑者，也可以定义出自己认可的“质疑精神”。教科书何尝不宣扬质疑问难，何尝不试图展示一幅怀疑与进步的人类发展史呢。可是除此之外，却把科学发现过程极简化为干巴巴的观察、假设、实验与结论。一些科学理论提供了现实世界的一种可能的解释，然而也仅仅是解释而已，事实可能远非如此，因为现实世界存在着人类难以认识的无穷的变量，人的经验与理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的深刻的不信任本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在科学教科书上却踪迹全无。干瘪抽象、缺乏客观定义的“质疑精神”并不能传达出实质的意义，而这种教科书叙事方式本身也是一种预设，它扭曲了现实科学研究的复杂与顾虑，只展示那些看似“正确”的枝干。这种预设影响下的科学教育，或许能培养合格的工匠，却不利形成基本的科学素养。“科学”一词的中文含义已然等同于“正确”，走向了科学的反面，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这一代人也正镇定自如地生活在一连串的预设中，正如他们的上一代。他们将回忆自己的求学岁月，历数当时的痛恨与欣悦，他们感动，以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记忆，正如他们昏庸固执的上一代。记忆正是如此玄妙的东西，它将宽容所有的愚昧，它使人固执于自己的经验，它谅解所有属于自我的东西——包括教科书所塑造的自我。由此汇成的集体记忆，本身即是一种集体遗忘：遗忘了逻辑正谬的分际，遗忘了预设以外的世界，遗忘了真实的科学和客观世界。这些遗忘背后确有无尽的吊诡——这个古老沉重的民族屡屡试图自我超越，却屡屡难以摆脱大失败的符咒。


　　这是这个集体走不出的自我，也是其中每个人走不出的自我。

谢盛友：“天道”与“人道”
时间:2010-11-15 09:29 作者:谢盛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9次

　　2010年11月7日到慕尼黑看儿子，我们一起到德国人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牧师讲《希伯来书》，“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影像（shadow）暗示那样东西是模糊的、暂时的、不完美的，但也暗示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地上的东西是天上的影子。地上的山、水、鸟、兽、花、草等天上都有，所不同者，地上的东西不完全，而天上的却十全十美。”


　　天地的连接需要耶稣十字架。


　　牧师说地上和天上的圣所时，我想到我曾经有一张账单写错了，96欧元写成69欧元，用手涂改掉，复印了账单，账目对了，但是账单不好看，恐怕还会被对方怀疑，是我故意多加27欧元。我决定回去更改，必须找到原件，要进入原件，就必须通过一个软件，不然无法更改，为了那27欧元，我当然愿意通过电脑软件，把帐单更改过来。


　　几年前，作家在布拉格开会，我们休息时走到大教堂，我问同行的哲学家：“为什么西方的教堂在市中心，在人最集中的地方，而中国人的道教、佛教的庙却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在深山老林里？”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谓“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天人相应”，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


　　天人合一和基督思想有相同的地方，基督教给我们解释生命是什么，我们人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后，会到哪里去。基督教看世界不是唯物的，更不是唯心的，而是唯实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客观的、物质的一面，是可以考察和研究的；也有灵魂和精神的一面，是需要体验和经历的。


　　如果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随时间演化会不断分形进入混沌状态，每个分形和上个层次的分形有相当的“相似性”，有点所谓“全息”的味道。人体、社会乃至宇宙都可视为非线性动力系统，系统演化不断分形，进入混沌状态也是一定的，这么讲，中国的“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的“神人合一”思想亦多少有相通之处，但本质上有区别。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此语出自《孟子·离娄上》。“诚”，真实无妄的意思。天指自然，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或自然的规律。自然界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没有虚假；真实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虚假就没有一切。所以说“诚”是天之道。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或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人道” 本于“天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道”，是不是就是《圣经》里讲的天道（上帝的话）？


　　我知道的是，中国人强调讲究修炼，讲“诚”，以顺自然，达到“天人合一”。“诚”是天之道，人之道就应该思诚；思诚就是追求诚。思诚者，人之道，就是说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作为人道的根本要求，“诚”渗透在一切方面。做人要诚实，不讲假话，不欺骗，不作弊，不掩盖错误缺点；与人交往要讲诚信，言必有信，说到做到，不折不扣地履行合同承诺。《大学》所说的“诚意”。所谓诚意，是说要能慎独，在个人独处，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实实在在、不折不扣按照道义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都能做到言行一致、内外一致，没有丝毫的虚假不实。


　　康德：“诚实从地而生，正义自天而降。”


　　康德说：“有两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它们共同向我印证，上帝既存在我头顶上的天空，也存在于我的内心。”“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必须是真的，但是他没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


　　如果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天地，就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敬畏天地，所以我们“农业学大寨”，向荒山要粮，围海造田。用“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动力产生愚公移山精神，拼命地为围海造田。


　　中国人倾向于物的相关性，侧重整体观察，而悟道的途径却是个体、内在体悟性的；西方人倾向于的物的内在构成，侧重细分，而悟道的途径却是群体式、外在引导性的。


　　从这里看，福音是需要传播的，当然教堂要建立在人最集中的地方，而中国人悟道的庙多见于比较偏僻的、甚至在深山林密的静谧处。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炼悟道，但是少了一个电脑软件，缺一个链接，那就是耶稣十字架。


　　写于2010年11月11日，班贝格

来源:共识网-作者惠寄

http://www.shenzzh.com/a/shengming/smtantao/2010/1119/6323.html
今日人要活得明白，人就必须逐渐知晓：
时间:2010-11-19 16:01来源:锦囊棋盘博客 作者:佚名 点击:57次
历来有很多说法，譬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生为人杰，死为鬼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远离三界，往生极乐”，都想试图说清人在为谁而活、为甚而活。
历来有很多说法，譬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生为人杰，死为鬼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远离三界，往生极乐”，都想试图说清人在为谁而活、为甚而活。

显然，不同的回答必定导致不同的作为与结果。为欲而活的人，“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比如西门庆的乱伦、乱性与暴亡，至今仍为许多人欣羡并效仿。为情而活的人，把情爱看成人生的第一要义，倘若遭遇变故而难挽回，往往不假思索，争相殉情。为名而活的人，如走“终南捷径”的诸多“隐士”，表面越是疏远朝政与闹市，心头越是挂念声名与虚荣，由此隐而无德，修而无功，徒留笑柄。为权为利而活的人，像和珅、严蒿一类，弄权受贿，积万金之多，却终身败名裂，享用不得；像五代朱全忠、郭威诸辈，人人乐当皇帝，却都喧嚣一时，“各领风骚三五年”，转瞬即逝。

此外，有人为“主义”、“思想”而活，深陷一门一派之中鼓捣，终生目不斜视，俨然若得大道。有人为“主子”、“主人”而活，一边为滴水之恩以求回报，一边专看他人脸色、脾气行事。有人为小义、薄面而活，或者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或者匹夫见辱、拔剑相斗，不一而足。有人为杀人、被杀而活，如白起、韩信等人，一生嗜战、嗜杀，也就落得为人所杀的下场。有人为民族、家国而活，如岳飞、文天祥等，宁可身死，也要“精忠报国”。有人为气节、良知而活，如苏武、颜真卿等，或雪地牧羊十九年，或怒斥叛贼而命丧贼手，也不改变志节。

其实，人世间的任何一人、一事、一物或一理，一旦为人所执著，都必有人乐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当然，人之存活于世的初衷或动力，绝不仅限于一种因素，而是大都综合了名利情意等多种享乐或期待。只是有些人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看得最为紧要，有些人把父慈子孝、知己知音、海誓山盟看得最为紧要，有些人把独绝技能、艺术精魂、师承薪火看得最为紧要，有些人把民族大义、家国尊严、群体利益看得最为紧要，有些人把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宗教形式看得最为紧要。

虽然，许多人的活法及其意义与形象，一度彪炳史册，光耀万丈：比如管仲与鲍叔牙，那是君子之交的千古典范；钟子期与易伯牙，那是知音之交的千古典范；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那是男女之情的空前绝唱；李世民与魏征，那是君臣之交的空前绝唱；老子著《道德》与孔子述“仁义”，教化天下之旨可比日月；慧可断臂立雪与玄奘西游求经，承传佛法之志可同天地。虽然，也有许多人遗臭万年却一生得意，如李林甫打压异己，却得享富贵二十年；秦桧残害忠良，却不在生前受惩处；等等。

但是，千万年人类大戏，除开少数一些觉者，大多处在迷中。无论市井人小、世俗高官、技艺宗师或宗教信徒，无论他为利而活、为名而活、为艺而活或为教而活，都不十分清醒，都在黑暗中摸索，都为后天观念而存活。何出此言？观念即他头脑中的思想，这思想虽然支配他的一切言行，但并不来自天赋与本性，而是出自后天成长过程中的典籍教导、成人濡染、经验指引与感觉印证。人之所以重利，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利能满足物欲，物欲最能让他身心愉悦。人之所以重名，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名能满足虚荣，虚荣最能让他感觉到成就与光耀。人之所以重色，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色能满足性欲，性欲则是世间最能销魂夺魄的取向。人之所以重情，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情能驱逐寂寞与仇怨，当是人类最美好、最持久的物什。人之所以重权，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权能支配更多资源，权即光宗耀宗、功成名就、作威作福的象征。人之所以重教，是因为他的观念认为，教能拯救道德、救赎罪业，说不定有朝一日远离轮回。

尽管人在名中、利中、情中、教中的状态各有因果，如果他并没有伤天害理、杀人放火、乱伦乱性、坏教坏法，而基本符合人之所以为人的规范与标准，人俱无可厚非。然而，人却终究不是为了“传承接代”、“追名逐利”、“建功立业”、“保家卫道”等等“做人的意义”而活；人如执迷于后天观念，并在这种观念之下只想此生此世如何安逸、如何显扬、如何奋斗、如何保守、如何攫取，人就仍和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人一样，没能破开人的壳，没能打开天的窗，没能明悟真的道。

今日人要活得明白，人就必须逐渐知晓：人不是为外物而活，而是为自我而活；人不是为后天观念而活，而是为先天本性而活；先天本性不仅真诚善良、无私无我，同时负有先天大愿；先天大愿一则是务必返归九天之外的家园以自救，一则是努力启蒙迷茫无知的众生以救人；倘要返归，首先要清除头脑中一切变异莫名的观念，而后寻找并同化真理大道；中华神传文化虽是真理大道在过去时的局部体现，但不再是今日安身立命的依据；我们却可依据儒释道神的元始教化判定正邪、是非与善恶，续寻足以统摄儒释道神的天地正道；如果我们沉缅传统道学形式或现代物欲漩涡而不能自拔，无论动机与想望何等高远，都是在封闭自我，强化观念。

我们为自己为活，为自己的先天本性而活，为返本归真的万古期待而活，为拨开重重迷雾自救且救人而活，为见证并证实新纪元开天辟地的壮观而活，那么，我们都需要不断反省：至于今日，到底什么是真理，到底我处在什么位置，到底我可能得到什么归宿，到底是谁在将我们欺骗，并将我们的观念与行为误导？
(责任编辑：yingshi)

章立凡：以多元文化促进国民素质提升
作者：章立凡
来源：南方都市报-深评
来源日期：2010-11-22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2 7:13:38
阅读量：273次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一百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浪费。现在，我们看到了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进入中国。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它开始有社会自治的功能出现，这其实是多元文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回眸百年来的中国，思考当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历史上有两次“百家争鸣”

    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

    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会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从文化上讲，西方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拿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是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改良的理论，康有为认为最好是“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他的这些预言后来被验证了。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就是革命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这个东西后来也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大陆在国民government时期，像土地改革这一块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和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实现得很成功。

    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作为动力，实际上“均贫富”是一个暂时的，它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我们国家前30年也是搞 “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我们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最后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民国初年，各种思潮泛起

    另外，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东西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会，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思想界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party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而且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自由主义的线应该说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从宪政这个角度看应该是梁启超。实际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尊孔上，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有共识的，他们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比较认同。而且对儒教他们是各取所需。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关于尊孔的问题。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对孔家店的说法有一个变化。我记得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张申府先生就写过一篇东西，叫做《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这些东西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理清这个东西。所以这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喊口号去打倒就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应该说胡适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打倒和继承的这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还注意到，虽然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是在研究方法上，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模式来研究中国文化，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提出多元的研究问题以后，文化探索就非常多元，这是出现在“五四”以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争论，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那时候的文化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以后，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主题和脉络研究。这就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赋予新的使命，像冯友兰先生他们都是这样。

    国学热是文化保守主义回潮

    民国时期，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它开始有社会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有一定现代性的社会自治，这其实是多元文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这60年出不了大师？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之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他们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教育。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提倡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的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变成一部大机器，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的东西是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或者是螺丝钉，它是比较工具化的，这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这一块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这个领域的大师在中国大陆没有产生，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国外治学，我们国内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程度。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经过历次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出现了文化断层。1949年的时候，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的国学热回潮，一个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会逐渐地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还有就是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当然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但是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来看。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而这些缺陷也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久维持，中国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地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体制跟文化互为因果

    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苏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个观念冲撞的结果。

    体制跟文化好像是鸡生蛋或者蛋生鸡的关系，现在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government，或者有什么样的government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都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有人就把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给忽略掉了。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观察20世纪中国的三次政权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有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叫做约法，这个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所谓《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目前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思想解放是波动式前进

    现在来看，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这种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然后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就是原有的这套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还依然存在，所以就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现在任何一个百姓可以从互联网上很快知道一些东西，微博上就实时有一些最新的信息非常迅速地传播，这个东西就改变了原有的靠纸面作为载体的传播模式，这样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时代在前进，但是管理还停留在以往的思维上。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一百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浪费。现在，我们看到了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他说今后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如果说我们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有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是要同时并进的，不可能是光靠科学，如果科学脱离了民主，它就只是一种手段，当然你说民主是手段也好。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

回复  開信光電
高亮也不是你去掉的吧，你自己越权恢复操作不说，那么多版主的决定到你口中倒成了迎合我了 ...
neveruse 发表于 2010-11-11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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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最后是我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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