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科学（转）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爱因斯坦
苏露锋：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时间:2010-09-09 15:14 作者:苏露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959次
                                                

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宗教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重建信仰，关键是要在对中国当前主流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本土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吸纳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的西方文化。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 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衰微，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和普遍性，这是由它产生的根源，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类的性灵决定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某种反映，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神灵预先安排好了的，人的行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在人类孩童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对自身生活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出现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这是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进入不平等社会以后，除了自然力量以外，社会力量产生了作用，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形成盲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这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演进到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目前，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必然王国”，从微观到宏观，从生命的起源到宇宙的浩瀚，大量未知世界的奥妙尚待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破坏力依然存在，例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类还不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人们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社会上经常存在失业、破产、离婚、意外事故等问题。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很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将之归之于命运或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为宗教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 　　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1]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2]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3]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 ，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4]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 ：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即使是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70余年的俄罗斯，其宗教信徒仍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剧变前的东欧国家波兰，在共产party领导下的军队中设有军中教堂、军中神父，总政治部还设有副部级的随军总神父一职。[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宇宙真理、终极价值的追寻和理想天国的憧憬。科学发展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社会矛盾的永在性，以及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 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各种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总结和提炼了相当成熟和丰富的修行技巧，这些符合心理学规律并且远远超出世俗心理学水平的修行技巧的恰当使用，可以帮助修行者抵御种种诱惑。例如，洗礼、皈依等入教仪式可以帮助信众形成告别过去，重获新生，使灵魂得到净化。每天定时诵读经典，宗教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修行人的内心状态，逐渐地清除低俗平庸的心理意识。肃穆的宗教仪式，使人升起神圣感，可以超越平常生活中的低俗的功利境界。每天定时的修行功课，使得信众能够认真地从事修行。超度可以帮助信众获得死亡的宁静，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默祷、静坐、冥想等能够帮助修行者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生理上的调适。忏悔、反省可以帮助信众改过迁善，或保持一种神圣的奉献精神。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具有宗教情怀和宗教精神而著称于世。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苦难与罪孽之中，然而他们的天性之中却保留着受难、忏悔、博爱与救赎的精神。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6]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 　　各种宗教都主张死后人的生命并未结束断灭，死后生命的状况是由生前的道德行为所决定的，做善事升天堂，做恶事下地狱，存在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等等。这样可以避免现实生活中违反道德而得利，遵守道德而利益受损的困境。各种宗教正是通过唤醒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觉悟，来帮助人们达到对于道德意识的高度自觉的。宗教告诉信众，此岸世界、今世生命并非是实在的全部内容，从而可以帮助信众从对短暂而狭隘的今生功名利禄的贪欲中超脱出来，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 　　宗教的道德功能在东南亚文莱人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Hexie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7]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 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 宗教对凝聚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8]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9]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10] 　　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相比于一些宗教发达的国家，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则非常有限 ，但中国并不缺少宗教资源。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早在2世纪就形成外，外来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前后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后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开始兴盛起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传入中国。但不管那种宗教都未在中国大众化、普世化。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及主流理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短视，人为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外来宗教还未传入、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2000多年的长期统治，儒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儒家学说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世俗哲学，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道不远人”、“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本着此种精神，儒家反对形上与形下、灵与肉、入间与出世、此岸与彼岸间的割裂与分离，总是小心翼翼的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把现实存在混同于超越理想本身的态度，使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道德经》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其中“道”是终极意义上的超越性理念。“仁”、“义”、“礼”、“忠”、“信”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其极力推崇的，但这些大多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如果世俗伦理没有“道”的支撑，社会就会容易陷入的绝对功利主义的泥坑。而“道”正是作为世俗哲学（政治哲学和世俗伦理）的儒家学说所缺少的。而且，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家权术和兵家谋略等实用文化的长期浸染，慢慢丧失了始初的理想主义价值，甚至在许多时候沦为纯粹的思想统治工具，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 　　儒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恃其历代统治者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基础的优势，对道学、佛学及其它宗教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制的姿态 。自从道教产生，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儒学对它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灭佛”事件，就都有儒臣在背后的参与谋划。在明朝灭亡前夕，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对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 　　由于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的怂恿和挑拨，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采取钳制甚至打击的态度。一是屠杀信徒，毁经除教。如魏太武帝在“长安事件”中对僧人就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手段极其残忍。573年，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11]二是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度，规定出家条件。从北宋到清朝，全国僧道尼冠总数通常控制50万以下。三是限制建立寺院宫观，这抑制了佛道二教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原先没有佛、道教传播的地区，没有寺院宫观，就使佛、道教难以立足和传播。四是限制信徒集会、出游、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失去了很多传播和发展宗教的机会。[12] 　　“五四”时期，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物------儒家学说土崩瓦解，在信仰领域出现了一大片真空，正是中国发展宗教较好历史时期。然而，“五四”启蒙先驱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13]致使中国错过了构建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宗教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佛教是外来宗教，这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心理直接抵触，所谓“夷夏之争”在佛教传入初期和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阻碍作用。另外，语言障碍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且其经典是具有相当的民族性，这给它的汉化造成不小的困难。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道教以传统的原始宗教、道家理论、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等为源头。它来源复杂，系统理论的形成格外困难。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在士大夫中间长期以来就名声不佳，这不利道教的传播。此外，道教产生于社会下层，这使它的理论长时间处于低级状态。再者，道教在发展的初期，没有积极地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而过早图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忌恨、打压。这是宗教发展最为忌讳的。 　　由于以上等诸方面的原因，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占居主流文化地位、在民众中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学说，由于本身形而上的缺陷和日益世俗化，而不具有宗教性。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大众化、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憾。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遗憾，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在。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4]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 　　二是信仰替代物的坍塌。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一直是作为民众的信仰替代物而存在。但共产主义在中国原本仅是一个政party意识形态。作为政party，共产party仅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普遍性。随着这一政party取得国家政权，政party由社会性的位移为国家性的，政party意识形态随之成为国家化的意识形态。执政party凭着掌控的国家权力资源将其政party意识形态全民化、神圣化，泛化为全民式的社会信仰。这种信仰支撑下的社会伦理生活的正当性论证，最终由政party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来承担。一旦party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余年来，政party对其意识形态的不断修改，使政party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的证据资源出现亏空。[15]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社会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意识形态修改过程中掺入的异质成份（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而言）-------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而且，主流话语所极力宣传的价值观和理想图景，与社会真实状况出现严重悖离，意识形态因而丧失了价值的依据。 　　大众化宗教信仰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了自1949年以来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直接导致了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层面的秩序危机。 　　一是权力寻租愈演愈烈。据统计，近5年来的反腐中倒下的人数已超过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总和。“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5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若以开除party籍为政治生命结束）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三倍。[16]party员干部的腐败除了制度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对信仰替代物----共产主义的动摇、模糊、淡漠或失落，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媒体提出的“59岁现象”，已成了官员晚节不保的代名词。从信仰危机的角度看，它实质是party员干部在对前途失去信心之后转而寻求自己的“后路”。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party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另外，信仰危机还直接导致享乐主义。因为信仰危机必然指向精神空虚，而享乐主义则往往是精神空虚者空虚精神的填充物。享乐主义使一些官员大肆贪污受贿，攫取物质财富外，也使得他们价值观颠覆、道德沦丧，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兽欲。这是大多数腐败者总养有几个情妇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信仰危机还使一些官员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根本性变异。象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高官居然变成了“佛家弟子”。他为求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皈依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17]但丛福奎并不是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其拜佛的动机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与佛教的摒弃一切欲念、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宗旨背道而驰。 　　二是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信仰危机对我国目前社会道德伦理的影响更是直接性的、灾难性的：社会正义感正在丧失，歹徒满街追杀弱女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壳奶粉”造成的“大头娃”触目惊心；社会道德沦丧，色情成了许多娱乐场所服务的“应有之义”；生活中谎言假话连篇，前不久电影《手机》引发了对信任危机的空前关注；暴力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精神空虚，迷茫虚无，甚至悲观绝望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路……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遗忘甚至是故意掩盖，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极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和行为极度泛滥。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人们便为所欲为。信仰的危机，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文章认为，信仰危机和信心不足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18] 　　三是迷信活动盛行。由于信仰的缺失，致使社会上许多人沉迷于迷信活动。2004年2月15日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特大火灾，[19]就是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government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government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government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甚至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严重缺失。 　　沉迷于迷信活动的不仅仅有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些party员干部。官员大修“活人墓”，迷信“风水”、算命已不是什么新闻。有的甚至还把迷信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譬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以“县委、县government”的名义在县委大院埋“镇邪物”，并带领数十party政干部前去跪拜；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局长率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办公大楼搬迁作“法事”；湖南双峰县法院party委集体研究决定，用公款请“法师”为一坠楼身亡的法警“驱鬼怯邪”，“超度亡灵”。[20] 　　但迷信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与宗教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相比，迷信更多的时候只是迷信职业者骗取钱财、坑害百姓的工具，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迷信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也无任何积极作用。 　　四是“**功”趁虚而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影响最大之事莫过于“**功”事件。短短几年，“**功”竟然发展到需要中央government动员专政工具与全部新闻媒体的力量出面平定此事。尤其令人不能轻视的是，在”**功“的信众当中，除了普通老百姓外，竟然有party政军干部，甚至还有不少科学家、大学教师等文化层次很高的人。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信仰的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许多人练“**功”，是当前的信仰危机使人们想寻求某种精神支柱所致。一个人做事、生活、工作，必须有一种理念作为精神支柱。不论他知识多丰富，地位多高，成就多大 ，他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也会在各种烦恼中寻求安慰，当他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产生动摇，会重新寻找精神支柱。“**功”正是利用当前信仰缺失所形成的精神空白趁虚而入的。据了解，广东省的“**功”练习者，高校占了一半。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单某，在校期间就练习“**功”，毕业后回到家乡东莞工作，不久就成为“**功”在东莞的带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时，我们学生都感到非常苦闷，现在社会太黑暗，那么多腐败现象，我们感到没有什么可信的，练习“**功”才找到精神寄托。”[21]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即政治）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历史学家罗荣渠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罗荣渠同时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晚近的外源性现代化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下激发引进的。[22]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23]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4]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5]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26]总而言之，以基督新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是西方国家成就现代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主要原因。 　　新教是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的统称，它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它经历过多次深层次的改革，是目前最具现代性的宗教派别之一。新教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终极关怀、平等理念、职业伦理、财富观念、禁欲主义和公益意识Hexie地统一于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它极力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的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它的理论认为，上帝的神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它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它主张人们要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是维持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同时，新教反对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把奢侈品、闲谈、自负的炫耀当作禁欲主义的敌人来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主张资本和财富积累，赞同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利益的需要。新教这些理念和主张，为使清教徒始终自觉秉持独立、勤劳、敬业、节欲、奉献、博爱的品格和精神提供了终极意义上的巨大原动力。这些“入世苦行”的品格和精神，是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宗教性，又最具现代性的是道教（包括道家）。其精神和理念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新教不谋而合。它是中国重建信仰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必定要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道教所包涵的现代性因素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密切。道教历史上一向反对压抑个性，提倡平等精神，追求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近代提倡民主自由的改革派往往引用老子、庄子的思想理论。第二，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它的“无为而治”思想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念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汉初、唐初，都是government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新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往往与government实行少干涉主义（无为而治）经济政策有关。第三，它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古代科学家如葛洪、张衡、李时珍等大多是信道人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而道教的贡献最大。[26]自由民主理念、市场主义和科学精神正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必备之义和主要推动力。 在外来文化中，佛教里面的真精神，如普渡众生、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大乘境界，不仅符合人类终极关怀理念，也是与现代化价值取向并行不悖的。 　　罗荣渠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革的；外源的现代化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在前，而工业化发生在后。[28]中国属于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是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化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颠倒了思想现代化和物质现代化的主次和先后关系，仅仅而且一直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对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却很少触及。一方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基督新教盲目排斥。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也没有进行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而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一惯鄙薄经济，缺乏自然科学思维，[29]这样的理念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主要是要对传统主流文化儒家学说进行根本性改造，摒弃它的专制主义毒素，使其“尊天而不法古复礼”，对现有宗教进行建设性改造，使道教“贵生而不迷信方术”，佛教“修行而不遁世出家”，大力发掘和弘扬这些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与此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 　　注释: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10]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8]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11]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2]参见彭琦《中西政教关系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参见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14]参见中国中央统战部网站有关资料 　　[15]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6]参见《百姓》杂志 2004年第1期 　　[17]参见《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6期 　　[18]参见《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第10期 　　[19]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19日 　　[20]参见《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上半刊 　　[21]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讯 　　[22][2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版 　　[23]参见何新华《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演变和终结》，《书屋》2004年2期 　　[24]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5]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3]参见马克斯· 　　[2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6年版 　　[28]参见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宫哲兵教授惠寄的论文《当代道家的兴起》；王中江《道家自由思想的两种形态》，载于《原道》第7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薛开伍《〈道德经〉与“现代经济”之我见》，载于《上海道教》2002年第4期 　　[29]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来源:网络

我给的标题源于这样一种国人的习惯思维——科学等于自然科学

太长了

宗教和科学是Hexie的！科学是宗教的一种表达方法

又没有来源，好好的文章……

信仰的为何就要是宗教？？？？？？？？？？？

信仰的为何就要是宗教？？？？？？？？？？？
1243812554 发表于 2010-10-8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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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过是多数人的信仰罢了，所谓人类的精神家园。
关于信仰我想诗经里有一句话也许能解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也许是中国人缺少了共同信仰，或是像美国梦那样的东西，才有了“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一群中国人一条虫”。确实我们共同的东西太少了。。。。。

如果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话，那社会科学是什么？
还要用心钻研一下，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看不懂，我的智商好低啊！

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

也许是中国人缺少了共同信仰，或是像美国梦那样的东西，才有了“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一群中国人一条虫”。确 ...
1243812554 发表于 2010-10-8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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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华民族共同的东西已经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汉贼不两立　　　　　　　　　　　　　　　　　　

没耐心看完   但我已经没有了信仰

论点不做评价,但是论据...

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恐怕想说几句.

过去300年内,绝大部分欧洲人都是信仰宗教的,科学家也不是长在真空里,举出科学家信神的占92%(就算这个数是真的)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为什么不看看这个比率相对于当时全体人信仰宗教的比率呢?为什么不看看过去30年内的情况呢?

说到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转载维基上的一段话吧:

宗教观点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他并不信奉犹太教，他认为宗教是幼稚迷信的化身，他只是赞叹宇宙和自然的美丽。1954年3月24日，在给一位工人的回信中，他说道：“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无限的敬仰。”

他还说（见《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y）13期，1931年）：“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存在的知识，以及我们对那些我们的意识可以接受的最深奥的推理和最美丽事物的感觉构成了我们对宗教的虔诚。在这个意义上，但仅仅在此意义上，我深信宗教。”

在回答美国纽约犹太人会堂（International Synagogue）的Rabbi Herbert Goldstein时，他说道：“我相信斯宾诺莎的神，一个通过存在事物的Hexie有序体现自己的神，而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当受到Martin Buber关于宗教信仰攻击之后，他声明：“我们物理学家所努力的仅仅是跟随他画他的线。”作为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总结，他曾说道：“有一个无限的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对此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在信件中，爱因斯坦写道：
“         我认为犹太教就跟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是幼稚迷信的化身……我认为，上帝这个词，不过就是一种措辞，人类弱点的产物。圣经中充斥许多光荣但仍相当简陋而且非常幼稚的传说。”[7]         ”

这封信在2008年于伦敦拍卖。[8]

爱因斯坦1934年成为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Rationalist Press Association）名誉会员。

出自: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0%E6%96%AF%E5%9D%A6


关于达尔文的"晚年悔悟",方舟子有一篇文章,我就不转载了,可能很多人觉得他语气过于犀利,不会喜欢.

个人认为:

信仰这种东西,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自己真的觉得一个东西特别好,也要尊重别人不信这个的自由.基于这个基础,接下来才能谈论信仰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等等的作用.

無神論者是對哲學的無知

“在尼采看来，必须借助赤裸裸的暴力去遏制和镇压，必须公开鼓吹‘强权就是公理’。尼采露骨地说：‘惟有我才掌握着真理的准绳，我是惟一的仲裁者。’在尼采看来，要求生命（包括人的生命）摆脱利己主义，要求他们彼此不使用暴力、互不侵犯和伤害，就无疑否定生命。生命的原则就是使用暴力、掠夺、征服和践踏异己者、弱者，把异己者、弱者当作自己生长、获取优越地位的工具。人对人的剥削、压迫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堕落的行为，而是合乎人的生命的本质、权力意志的本质的行为……尼采认为：只有出现了超人，人类才有远景。因此，人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人类’，而是超人！”尼采说的超人实际就是上等人中的上等人。尼采认为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本身不受任何道德和真理的节制……尼采鼓吹超人，从一个方面说是为了给有种缺陷的现实的人提出一种完美的人的理想。但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超人往往充当了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化身。……尼采把个别杰出人物、包括暴君如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为代表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所谓‘民族社会主义’正是尼采哲学为理论根据的。……尼采认为人类应完全脱离上帝而自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不仅如此，他认为广大劳动人民是‘畜群’、‘愚民’、‘贱民’、‘败类’……认为劳动人民一文钱也不值。他认为人有高低贵贱之分，适者生存、弱小民族理应被消灭，而超人必然要创造历史，改进人种。”
这种人类史上最狂妄、最典型、最残忍暴戾恣睢的人怎能不遭报应呢！尼采1888年患上了精神病，1889年完全疯了被送进疯人院。他的一生是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的一生，是悲哀、痛苦、挣扎的一生，仅仅只活了56岁。

“在幽暗的地狱，两个罪人同时出现在审判官面前。一个是强盗，他过去常在大路上抢劫财物，最终走向绞刑架；另一个是满身荣耀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注入了一些淡淡的毒药，推销无神论并传播邪恶，他就像塞壬 [4] 一样，声音甜美但非常危险。在地狱，审判仪式是简单的，没有无益的拖延。判决立即就宣告了，两口巨大的铁锅被两条可怕的铁链悬在空中，每口大锅里放进一个罪人，在装强盗的锅下面，一大堆木柴被堆起来，一位复仇女神亲自点燃了柴火，可怕的火焰熊熊燃烧，地狱大厅屋顶的大石头都裂缝了，噼啪作响。作家的判决似乎看起来不严厉，在他下面，起初，仅有一点火星，几乎没有光芒，但火烧的时间越长，火就越来越大。到今天为止，几个世纪过去了，煮作家的铁锅下面的大火还在燃烧。强盗锅下面的火很久以前就熄灭了，而作家下面的火一刻比一刻烈，看到自己的痛苦丝毫没有缓解，作家最后在火焰中大声责备诸神缺乏正义，他在世誉满全球，如果太过直率地写作，他为此受到的惩罚会愈重，而他不认为自己的罪孽比强盗的重。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地狱女神，在她的头发中，蛇嘶嘶作响，在她的手中，血淋淋的鞭子仍滴着黑血。‘无耻之徒！’她喊道，‘难道你没有责骂上帝吗？你还想把自己与强盗比吗？他的罪孽可比不上你的罪孽。他只是在活着的时候犯下了暴行和违法之事，使得他在地狱受苦。但是你！——很久以前你的骨头就已经化为灰尘了，但太阳无一日不在升起后照出你写的东西产生新的罪恶，你的作品之流毒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广为传播，随着岁月的流逝，你的作品之流毒愈加严重。看看那里，她让作家花几分钟仰视一下人间；‘瞧瞧你的作品引发的犯罪和困难！看看那些给他们家庭带来的羞辱的孩子，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逼进绝望之中。是谁腐蚀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是你！是谁无情地撕碎了社会的契约，像幼稚愚行一般讥笑婚姻的神圣和权威、法律的正当性的所有观念，致使他们要为全人类的不幸负责。你是恶棍！难道不是你把无神论抬高到启蒙这一名誉吗？现在，你看看吧！——整个国家在你的教导下误入歧途，充满了谋杀和抢劫，充满了争吵和叛乱，而且正在被你引向毁灭。对这个国家的每一滴眼泪、每一滴鲜血，你都应该受到诅咒。现在，你还敢口出恶言咒骂上帝吗？你写的书给这世上带来了多少灾祸啊！因此，你就在这儿继续受苦吧！因为在这儿你所受到的惩罚应该是与你应得的惩罚相当。’说完,愤怒的复仇女神砰地一声把铁锅的盖上……”这段寓言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高智商的坏人就是最可怕的画皮、厉鬼！他们对人类的危害一点不比强盗、杀人犯轻反而更重！

宗教要想获得众人的认同,要靠劝人向善,提倡平等互助,接济弱者等理念,而不是靠威胁:"不信神就下地狱,异教徒就要被杀光...". 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可没有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尼采所说所做的,跟他自己的性格和经历有关,他代表不了无神论者. 历史上信神者做的不光彩的事情也不少,哪怕仅仅是同一个宗教之内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

你愿意去宣导吗

白岩松：幸福在哪里？
时间:2010-10-20 09:18 作者:白岩松、王晓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14次

　　白岩松喜欢把自己定位在新闻人这个角色上，新闻人，就要经常思考新闻和新闻背后的事情。电视上的白岩松，总是眉宇间拧成一个蝴蝶结，似乎有说不完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国家的终极问题。10 多年前，白岩松写了《痛并快乐着》，思考他30年的人生；现在他又出了本《幸福了吗？》，把人生感受直接的快乐与痛苦上升到抽象的幸福。但他额头上的那个 “蝴蝶结”似乎扎得更紧了。


　　幸福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幸福了吗？》中，你思考的都是一些很终极的问题，比如说幸福、信仰，也就是价值观，这些大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的？


　　白岩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和岁数有关。上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写的时候是30岁。30多岁，你想到的更多是很直接的一些东西，不论是痛还是快乐，其实都很直接，甚至都很坚定，但是到了幸福那儿就很困惑，就变成问号了。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反而觉得这几年是问号更多。这种困惑首先来自于个人的岁数，接下来，你从国家或者说改革的角度，也到了一个困惑期。咱们这一代，基本上跟中国改革同步。梁漱溟说的“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问题，而且顺序不能颠倒，第一个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个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36岁过本命年，明显地感到不太一样。那一两年开始，会想我过去想的事对吗？接下来干什么、要什么？而这个国家，前半程漫长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都是物化目标，也正好进入2000年之后，开始提所谓Hexie社会，Hexie社会也是人和人的问题，这两者就挂靠在一起了。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按照梁漱溟那三句话，现在人和物的问题没有解决，人和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人再去思考内心的问题，其实就更谈不上解决。


　　白岩松：我说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12个字，有人跟我说，捍卫常识，那说明常识是有的；建设理性，说明理性有一部分，但是不全面；寻找信仰，说明没有了。我说是，正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倒觉得，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时代的角度，是大部分解决了，但不能说全面解决了。你要是GDP第二了，从你国家的目标来说，解决了物的问题，已经跨了很大很大的一步了。从个体角度，我过了40岁，物的问题也解决了，不用再去担心学历问题，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存问题，包括社会能给予的某种机会，或者拥有某种权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对来说，算是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在过程中，我在书里面也写了一句话：在你解决人和人关系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所谓人跟自己内心的问题。关键这些年我做新闻，包括做矿难、做三聚氰胺……前两天，宝马车来回四次把那孩子压死那个新闻，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是特大的新闻。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你就得去想：那哥儿们是多没底线，才能干这种事？他不会有任何畏惧，你要是从信仰的角度，但凡有一种敬畏，他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其实最近一些天，也有些人在说，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开始去想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说，当然了，你什么时候见过青年或者少年就开始去想信仰的问题？如果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他很难有一个自己去想、去寻找的问题。但是到了中年，你当然自己得想，我都前方依稀看到终点的影子了，能不去想这个事情吗？


　　三联生活周刊：人生这三个问题，也许你是从你自己这个角度解决了，如果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解决。


　　白岩松：我从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来说，也当然是没有解决的。很巧，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尊严”两个字，我当天晚上直播就说了，这比成为世界第一还难，没法用数字统计，这就不是一个物化的东西了。你既然能提出这个目标，就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个物化的目标了。接下来中国要什么？我最近几天总是说一句话，我依稀觉得这个时代快要到了一个折返点，这个折返点就是过去大家非常直接地奔向很物质的目标，现在这个折返点，你向前还是有很多要的东西，但是向回，你还要找很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驱动这个折返点形成的力量是什么？在我看来，物化目标的追求导致物化标准。人们都喜欢把它当做评判标准，然后去衡量一切，是一个物化社会的价值观。你说它到了一个折返点，但并没有看到。更多事实告诉我们是不断去强化这个物质标准。


　　白岩松：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我刚才用的词也是依稀看到有可能要出现折返点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正在进入折返点的前段。我们“60后”这批人，都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所谓20世纪末和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概念。那么小时候去想将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温饱小康翻两番之后，都会将它和幸福和终极画等号。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还不幸福死呀。问题是，30来年的改革，你离它已经很近了，在物化的东西上，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提升。可是发现即使你得到了这些物化的东西，并不直接跟你原来以为的幸福画等号，这时候反差就出现了。因为在你小时候，你以为它俩是一块的。现在你却发现它是一个“1+1”的问题，这个“1”你已经奔向了，可是那个“1”跟它没关系。前几天一个节目里，我还说了一大堆排比句，后来觉得有些过，就没全说。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超市里可买的食品越来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的自由进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发现前面一句话全是物化的，后面一句话都是非物化的。关于幸福这种非物化的东西，没法用数字统计，要比5年前，20多年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现在显然是一个对物化目标越发上涨的过程，我觉得未来是非物化的一些东西，大家的期望值更高。说得更直接一点，温家宝自己都在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接下来一定看中的是自由、民主，这些大家过去还很敏感，或者说饿的时候还上升到很高的地步。现在不饿了，我个人觉得，非物化的东西将越来越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本书让我想起美国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写的《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他就是通过美国近30年的物化的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在逐渐降低。你提到的一些问题，恰恰是这个美国人已经在书里给了答案了。人类在追求幸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质，但是真正物质满足的时候，其实并不幸福。


　　白岩松：英国有一个调查，说衣食无忧解决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很有意思。还有10多年前，我看了一个背景介绍，庾澄庆有一首歌叫《快乐颂》，里面翻来覆去地在问：你快乐吗？当时那首歌在台湾很火，台湾人过去见面问你吃了吗？后来见面问你快乐吗？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早去想这个事情。但你说美国这个问题，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觉得现在美国人比我们幸福。因为我看到了相对的一种平静和更多的安全感。我觉得他们是有底线的。当然有一点是咱们没法比的，在美国，其实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二层管理角色。可是我们所有写给美国的词，什么24小时，不夜城呀，人的脚步非常快，人心隔肚皮，男女关系很乱等等，后来发现全写的是中国。这是中国呀，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有一个小场景，让我印象最深，几乎所有的办公桌上，摆放的全是他们家人的合影，这个现象我在中国几乎没有看到。我倒是觉得，美国人他可能又上一个台阶去思考问题。但是我们第一个台阶还没迈呢，现在正处在迈第一个台阶，刚开始陆续有人察觉，或者意识到了，有很深的感触了，原来物质和幸福是不直接画等号的。


　　三联生活周刊：快乐、痛苦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福是别人带给你的，多数人思考更多的是快乐与痛苦。可能职业关系，让你去思考幸福问题，一个普遍不会去想，但时刻面对这个问题。


　　白岩松：我认真查过，有时候我们容易模糊很多事情，比如快乐跟幸福，不太好划界线。但是我后来也查了专门的词，包括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发现它俩区别很大。快乐5秒钟就可以，口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踢完球之后那个啤酒第一口，都会由衷地开心了，爽。但是它不能属于幸福。幸福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来去检验的东西。而快乐5秒钟10分钟都可以，但是一系列的碎片是快乐，比如你经常可以有5秒钟的快乐，各种欲望的瞬间满足，但加在一起不一定是幸福，幸福必须持续。我回忆，称得上幸福的，就是一个还算顺利的恋爱阶段。它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那时候你和世界的所有关系都变了。但是除了那样的一段日子，更多的可能就是快乐开心舒服爽，都是碎片。我觉得幸福得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是可延续的；第二是平静，相对平静；第三是有一个根本不用谈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很多层面的，职业的、生命的，包括社会的。社会的不能理解成社会治安，它是骨子里有一个稳定的安全感，相对来说，很愿意和别人分享，周围也给你反馈，幸福一定是双向的。很难有一个人在这社会中孤立地持续地在一个极其不幸福的社会环境中幸福是持续的，我觉得它太难了，不排除有这样的个体，但这太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幸福感是一个大环境带来的结果？


　　白岩松：也有你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人到中年，就是在调理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比如说二三十岁，很难建立这个大环境。都会把碎片似的一个又一个快乐或者某种瞬间得到的当成幸福，可是后来发现真不是。在获得一个又一个碎片，开心也好，快乐也好，其实你个人的感觉不一定成正比，有时候你的焦虑，你的不安，你觉得不对。这几年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认为比以前幸福，甚至是反向的。你得自己找这样的东西，你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有更多的安全感，你起码慢下来，也不能太快，所以会是问号。


　　三联生活周刊：思考的人未必能找到答案，只能说是慢慢调整内心，慢慢去接近那个点。


　　白岩松：也有人跟我说过，看似挺平淡，其实挺尖锐。他说，现实有很多困境，很多问题，政治的、生活的、发展的……那你在提幸福、信仰的问题，是不是偷奸耍滑的一种回避，就是绕过去了。其实我觉得不是，现实中的问题你当然要去解决，但是你用什么样的认定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问题，而是累加完了后你得奔向你要去的那个方向。“十七大”报告里，我看得很细，难得地在一个章节里提到了两个词，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叫精神家园，一个叫所谓核心价值观。其实它是另一种信仰的替代。第一次出现精神家园，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恐怕某些决策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奔哪儿去呀？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恰恰不是回避。这两者关系是，现在你有问题，我在把你的问题解决的同时，要把你调到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是一个内在平衡的状态。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做校正系统。1998年，当时采访一个官员，谈社会保障，他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中国改革，是在盖楼，但是盖到10层时才发现没弄安全网，一两层时没安全网，还好办，摔下来死不了，盖到10层了，还要越盖越高，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搭晚了。这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信仰、目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张安全网？你越建越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网，你会越高越危险。


　　非主流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但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明晰的国家，宗教和社会规范关系不是很紧密。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还会因为对自然认识不够充分而对天有种敬畏。但是在今天，人们对天的敬畏都没有了，连自然规律都不敬畏了，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信仰？


　　白岩松：这和我当时想的一样。我在书的前言时就写道，在中国谈信仰肯定不是直接的宗教，因为千百年下来就不是这个局面。其实从宗教角度，中国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民族。我要生孩子了，我要找谁，我要考大学了，我要找谁……所以中国才会有许愿和还愿之说。意思是你要是帮我什么东西，我接下来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不认为过去是没有我们概念中的这种信仰的，因为中国的信仰本来就是儒释道杂糅，它在唐诗宋词里，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尤其在别人约束的眼光里……但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在更大的层面，基本都已经毁掉了。巧的是，“文革”结束后，正好是改革，改革确定了一个绝对物化目标的过程，从国家到个体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词，咱们都很清楚，信仰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去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为什么提“敬畏”两个字，你得有敬有畏，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在心里，你想那样，然后你会尊敬那样的人。畏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底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底线》，中国无数的妖蛾子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就因为底线不断被降落，甚至说哪儿有底线呢？没有底线，因此谈何守住底线呢。这30多年，是一个底线逐渐下降，最后没有底线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确定底线，不断提高底线的过程。为什么提信仰，因为这两个字和“敬畏”两个字紧密相连。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工作，还会想这些事情吗？


　　白岩松：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我先得确定一点我不在干新闻，干新闻的话，就没办法把自己剥离出来。如果我不是干新闻，我相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也会写这本书，年龄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是10年后我会去想。但是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就是个体。我为什么在封面上会写：“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这个人，也是你。”这两年我在做评论节目，越来越多东西会反馈回来。我跟我的团队也在讲，评论背后是要有支撑的，这支撑是要有方向，你奔向哪儿，因此不做新闻的人可能就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团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人，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白岩松：掌握好分寸的推动，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理想的。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做新闻的，尤其做得不错的，或者还能做的，你能持续做的，你一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能拿捏一部分的能力。否则的话，过把瘾，你也就失去了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就为了拿捏分寸而拿捏分寸，那是生存。你又为了推动，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就在今天推一点点，明天机会好推多一点。艾丰跟我说，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好几代新闻人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挑战和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内心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新闻人角色，你现在跟你想象中还有多大的距离，还差哪些？


　　白岩松：1996年我写过一篇论文，登在广播学院的院报上，当时我写了两个对比，我说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但是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我现在会担心两点：一是现在最优秀的人才会愿意进新闻这个行当吗？我不乐观。我觉得现在有权的人可能更愿意把孩子往中石油、中石化送。那就说明新闻行业是往下走的；另一个是我们经常在谈论的传统压力，比如说环境、新闻自由的这种压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媒体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新的一个压力开始扭曲新闻——生存压力。我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是小成本的，甚至没成本的，有很多虚假新闻，包括整合等等，都来自于他已经不付出了，不在金钱上付出，不在投入上付出，不在智力上付出，那是生存压力。因为现在是中国最怪的一种状况，新闻既是party的又是市场的，我愿意乐观一点去看传统的压力。如果社会是进步的，那么那个压力慢慢是会减少的，不管快还是慢。但是一点不妨碍生存的压力快速增长，它对新闻的扭曲会更严重。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全中国的新闻人守在可能不到5个网站前面找选题，然后整合，很少有独家的东西，它可能从这里寻找了一种源头，然后利用他的力量把它放大了。另一家在这儿看到了这个源头网络的放大，又把它拿走了，最后，源头可能是错的。别的媒体我不说，以前一个“东方之子”采访，要2天、4天，到外地出差专门为采访一个人，然后拍很多的画面，那个节目才8分钟，现在80分钟的节目都不会花这么长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都在出书，你在书里谈论的一些东西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你在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另类？


　　白岩松：很多人会换另一个词：非主流。我不能很矫情地说我是非主流，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拥有的某种话语权是主流的。但是我想起码这么多年，我有一种非主流心态吧，我觉得非主流心态比你适当地做过几件非主流的事情要重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在我的嘴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我中央电视台的，或者怎么怎么着，那就是一个播出单位，船很大。我现在尤其要去想的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那你别矫情了，你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没错，正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才会去写这本书，那是不是写你就全做到了？我觉得没有，但起码我在提醒我自己。现在从电视的层面上说，尤其从电视新闻角度来说新闻是这十几年的事，你很难说十几年前中国有电视新闻。那么这十几年就恰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是最直接成为上一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管是名利还是别的东西。但现在你会发现出现一种分野，屁股决定脑袋还是依然让脑袋决定脑袋，就不一样。因为既得利益者要么得了权，要么得了名，要么得了利，但是名和权都可能让人成为传统既得利益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在说，不能总是这代人革了上代人的命，但革命者没多久就变成既得利益者，再被新的一代人革你的命。你能不能延续这种非主流心态？在我的心里，起码一直有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一点在这十几年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随时可以离开，有时候反过来，你可能还在这儿做久了，挺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态去对抗那种主流氛围，同时还要在那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别人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对抗概念，回头去想很多事情，也许10年后再出一本书，会写很多这个领域里好玩的东西。如果没有上面的某种气息和变化的话，不会有17年前的“东方时空”和16年前的“焦点访谈”，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变动。我经常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再给我找到一家电视台，像被大家认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主持人，哪儿都没有。比如说，有崔永元、方宏进、阿丘、李咏、毕福剑、柴静……这样的，很奇怪最后是被大家认为铁板一块所谓主流的中央电视台里光怪陆离、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么其实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谓的体制内、主流内，也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直在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你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坚持？


　　白岩松：其实寻找具体的一个答案可能很难，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绑的结果。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从内蒙古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蒙族，我觉得对于我们那儿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方式吧。我觉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毕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想着我一辈子一定要做这件事，所谓坚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坚持就容易一点。干新闻的一定要有两种收入，第一种收入是工资，是让你生存的东西；但第二种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谓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义者经常成为领导的麻烦，那么理想主义者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变成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不会变成投机分子，不排除。如果一个人真能坚持，天天挨棒子还能坚持，甚至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干嘛呀？不会吧。但是起码我现在还不是。


　　“第二种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这么一路坚持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第二种收入么？


　　白岩松：谁也不能否认为了第一种收入，可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换一个职业你就获得不了这个收入了？那第二种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种收入，现在起码不管多和少，你还在获得，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做电视的头10年的确在第二种收入方面获取得太多。这几年，可能这个分红会有所减弱，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了某种可能你会觉得积极一点的变化。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话，当你看到说，把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这个参与权写进party的报告的时候，你有时候都能分享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感恩心理吗？


　　白岩松：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感恩。换一个角度去想，总还有可选择的余地。另外，我为什么对传统的压力很少抱怨？我反问一句：如果规定动作可能是 20%、30%，那70%的自选动作你做好了么？中国传媒如果能把70%的自选动作做好了，那么中国的传媒就不是这个局面。就像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机，绝对跟传统压力真的没关系的一些节目也做得很烂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了。我踢球是踢前锋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进球，越位是没道理的。但是不是因为有越位规则你就不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是不是有越位的规则，你就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后卫那边去了？不可能，你怎么去掌握好你永远贴着最后一个后卫但是你能够不去越位，而是始终反越位。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做“新闻1+1”，中国的电视评论节目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有时候你说不好，可能这个节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说得不到位，大家又觉得没意思，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呢？


　　白岩松：这是我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选题，有3个：一个是拆迁自焚事件，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原本说的北京交通拥堵。我上来否掉的就是第三个选题，但是心里说如果头两个做不了呢，我说头两个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个选题，因为第三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我说那第三个选题我们做一个糟糕的月饼吧，但是最后定下来的选题是做拆迁。这个过程就可以体现出你每天的一个上下的幅度其实是不小的。你在争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话，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选题方面都会面临的看似就是十几分钟的那么一个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风险，是不是会有一些担心？


　　白岩松：我常说“不冒风险是中国新闻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因为环境变了，现在互联网提供的众声纷纭，那么你失语，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两年前让我创办“新闻1+1”的时候，我用的是“让我”，当然我一直是很想去办，有这样的提议。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前会由上面打电话要办这个栏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作为一个所谓主流媒体的你也不能失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双方的结合。那这个栏目怎么办？是不是变成一个命题作文？过去央视也有一个类似节目“央视论坛”，死了，因为后来做着做着就做成命题作文了，所谓先告诉你“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后去丰富“宜将剩勇追穷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闻1+1”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评论，那自然要冒风险。我做主持人时压力没那么大，上上下下说好的人多，因为你不去触碰别人的利益。现在你做了“新闻1+1”，今天你得罪了这个省的这个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做“新闻1+1”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开始一个得罪人的时代。但是你不做吗？我觉得这时候你面临的抉择就是涉及这个既得利益的抉择问题，我可以继续，甚至我身边比我权力大的人都劝我，说有风险别做。我说试试，起码到现在试了两年，每天都在面临问题，但比我想象的好。过去两年多，几乎所有的热门事件我们全碰了，拆迁、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袭警……很少有失语的。不是什么东西不能做，看你怎么做。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马上直播要开始了，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了，说这是咱们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进境外嘉宾。我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这句话我当时是顺口说出来的，但是后来我经常有意识地去说，做“新闻1+1”也是门开了你就让它越开越大，而不是关上，何况现在我要不去试一试，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静和张泉灵怎么办？等他们到时候再做这样的节目，会觉得司空见惯，不那么敏感了。我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在做，起码让决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点。从观众角度，也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我做了17年了，会努力去找一个分寸感。但你说彻底妥协，向哪方面妥协都很难，那你需要外界的评价，比如说观众看“新闻1+1”还凑合吧。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点，可是我也要去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啊，也让人觉得，再试试，还行，还没越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前进。那支撑你的东西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实习生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0期